▲ 2007年9月22日建國廣場舉辦「宣佈獨立，宣佈戒嚴」遊行
主張台獨，在以前威權時代是「危險動作」，會面臨「二條一」的叛亂罪處罰。甚至解嚴後，都還有人因主張台獨被抓、被判刑，如1987年的蔡有全、許曹德的「叛亂案」，1991年廖偉程、陳正然、王秀惠、林銀福、安正光的「叛亂案」。台獨被污名化，變成「台毒」。一般人不敢碰觸。
但在舊的刑法第一百條言論叛亂罪被廢除之後，台獨言論開放，主張台獨的民眾漸漸增多。黨國教育的桎梏慢慢緩解。很多年輕人基於鄉土意識，支持台灣走向獨立，有人說這是「天然獨」。去年，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有很多人模仿鄭南榕的名言：「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也跟著說：「我叫做○○○。我也主張台灣獨立。」
年輕人主張台獨是好事。不過，年輕人從小受民主的教育，生活在自由的環境。他們沒有經過威權時代，也沒有經過暴力抗爭、警民衝突的狂飆時代。他們也會叛逆，也會不滿，但他們大多已經失去野性，只是「媽寶」。他們崇拜鄭南榕，就像他們喜歡穿印有切・格瓦拉頭像的T恤一樣，只是趕「叛逆的時髦」，好玩而已。
太陽花學運時，年輕人衝入立法院的議場。各界呵護備至。媒體實況轉播，民眾送水送飯，好像嘉年華會。他們上議場，好像高中基測時媽媽陪著上考場。他們不會被以叛亂罪法辦，甚至會被從輕發落，免坐牢，甚至免罰金。那是叛逆年輕人的惡作劇，沒有悲情，沒有苦難，只有熱鬧、豪放。可說是是一場「為賦新詞強說愁」的聲光秀。
年輕人贊同台獨，但他們知道台獨是什麼嗎？台灣獨立跟去年太陽花學運的反服貿協議一樣嗎？他們似乎知道有所不同。他們反服貿協議，只是專指著馬英九政府的鼻子罵，說他們黑箱作業而已，沒有反中國，要獨立的聲音。他們大概知道喊台獨，茲事體大，不是可以鬧的玩的。
我們建國廣場在2007年9月22日在台北市舉辦一場遊行，主題叫做「宣布獨立，宣布戒嚴」。所謂宣布獨立，當然是執政者宣布，不是我們建國廣場宣布。我們認為用街頭革命（在野革命）的方式台獨建國，不大可能，不如獨派強人合法當選執政之後，推動台獨革命，變法建國，比較有可能。因此，我們呼籲以執政革命，宣布獨立的方式來完成台獨。那場遊行也順便提醒當時任期所剩不多的總管陳水扁，如果他有種，他可以為台獨做最後一搏。當然，我們不敢奢望。遊行規模小，陳水扁應該不知道這場遊行，即使知道，他也不會鳥我們的訴求。
公然在街頭喊「宣布獨立，宣布戒嚴」，很多人覺得很奇怪，大部分不是奇怪「宣布獨立」，而是奇怪「宣布戒嚴」。我以前在地下的「建國廣場廣播電台」的節目中，講「宣布獨立，宣布戒嚴」時，就曾有聽眾（例如當時的建國黨主席黃千銘）Call-In進來質疑：「宣布獨立我贊成，但為什麼要戒嚴？」現在，我在網上貼文時，常常把附加上述那場遊行的照片，顯示遊行隊伍舉著「宣布獨立，宣布戒嚴」布條或標語的情形。有些網友看到，也提出相同的質疑：「宣布獨立我贊成，但為什麼要戒嚴？」，甚至說：「這樣不是走蔣介石的老路嗎？！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質疑的人想法很單純，台灣現在已經民主開放，大家都活在民主開放的氣氛中，過著太平的日子，將來台灣獨立建國，也應該維持民主開放才對，怎麼要宣布戒嚴，走回威權體制呢？啊！台灣獨立建國當然是要建立民主開放的國家。不過，台灣獨立建國的初期，必須暫時停止民主開放，否則建國無法完成、無法維持。我們講的宣布戒嚴是指建國的初期，台灣國誕生的陣痛期。那是非常時期，不是平常時期，也不會永久持續。
嬰兒誕生，母親有不痛的嗎？新國家的誕生，如反掌折枝那麼容易嗎？台獨必須終結「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架構。台獨行為就是違憲行為，就是革命、就是造反。台獨不是請客吃飯，不會一片溫良恭儉讓，也不是嘉年華會，一片歡樂，熱鬧好玩。台獨攤牌時，在台灣內部，將面臨傳統大中國思想者的反對、抗議，對外，將面臨北京的文攻、武嚇，甚至美國、日本的唱衰、譴責。
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台灣內部可能會有反動份子搗亂（可能而已）。北京也可能會大軍壓境（可能而已）！因此，可能要戒嚴（可能而已），以安定局勢。
但是，如果宣布獨立那天，郝柏村、許歷農、洪秀柱、馮滬祥、郭冠英等也興高采烈，參加慶祝儀式，或者乖乖不搗亂。而北京也送花籃，或者以常心看待，不送砲彈，那當然不必戒嚴。
戒嚴不是壞東西，是國家應付緊急違難的特效藥。古今台外，不只有蔣介石才戒嚴，也不只有希特勒才有集中營。民主的美國也有戒嚴制度，二戰時也把日裔的美國人都抓進集中營。
台獨如果不得不戒嚴，時間應盡量短，絕對不能超過蔣介石父子的38年。那樣太夭壽了。 😎
有人可能會說，台獨不一定要用宣布獨立的方式，可用大家公投或派代表制憲的民主方式來做，這樣就不必戒嚴了。台獨用公投、制憲等民主方式來做當然可以。問題是用民主的方法，充其量只能取得政權（如陳水扁執政八年），難以獨立建國。蓋民主的方法，如集會、討論、投票，是承平時期的制度；獨立建國則是驚天動地，戰雲密布，甚至兵荒馬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力威脅）的非常狀態。除非有外力干涉（如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否則想用承平時期的公投或制憲，完成獨立建國的非常任務，簡直是緣木求魚。
何況，「民不可與慮始，祇可與樂成」（出自《史記·商君列傳》）；一般大眾大多不願冒險犯難，只想坐享其成。加上，台灣人民長期被外來政權統治，養成奴性，唯命是從，不知「出頭天，作主人」為何物。因此，縱使舉辦台獨的公投或制憲，台灣人民也會因怯於承擔後果，而不敢投贊成票。台獨革命者想用這些民主承平的方法獨立建國，若不是不敢負責任（推卸責任於民眾），就是過於天真。
何況，「民不可與慮始，祇可與樂成」（出自《史記·商君列傳》）；一般大眾大多不願冒險犯難，只想坐享其成。加上，台灣人民長期被外來政權統治，養成奴性，唯命是從，不知「出頭天，作主人」為何物。因此，縱使舉辦台獨的公投或制憲，台灣人民也會因怯於承擔後果，而不敢投贊成票。台獨革命者想用這些民主承平的方法獨立建國，若不是不敢負責任（推卸責任於民眾），就是過於天真。
▲ 2007年9月22日建國廣場舉辦「宣佈獨立，宣佈戒嚴」遊行
● 相關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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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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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
《臺灣省戒嚴令》，正式名稱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是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1949年5月19日頒布的戒嚴令，內容為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中原標準時間）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至1987年由總統蔣經國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嚴為止，共持續38年又56天之久。在臺灣歷史上，此戒嚴令實行的時期又被稱為「戒嚴時代」或「戒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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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12日，台灣當局以蔡有全、許曹德「涉嫌主張台獨」、推翻國民黨當局罪收押。12月10日，台灣「高等法院」對蔡、許二人提起公訴。「起訴書」稱，蔡有全係「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籌備工作小組召集人，邀集會員140餘人，於8月30日在台北召開大會，成立黨外「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蔡被推為主席。在會員許曹德的提議及蔡有全的附和下，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該會章程，作為「全體會員之行動綱領」。會後，該會即發表「達到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成立宣言；並在慶祝酒會上，許曹德又當眾鼓吹「台灣獨立」。同日晚上，還在台北舉行同歡演講會，蔡有全要求群眾支持「台灣應該獨立」，並採取步驟，實現「台灣獨立」。1988年8月27日，台灣「高等法院」宣佈：蔡被判有期徒刑7年4個月，剝奪公權3年4個月；許被判有期徒刑4年8個月，剝奪公權3年4個月。對此，民進黨主席江鵬堅等表示強烈不滿，並多次採取對抗行動。
維基百科
獨台會案，發生於1991年5月9日，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以加入獨立台灣會為由，拘捕五個人的事件。此事件被認為侵犯了言論自由，在台灣引發一連串的的政治抗爭。
1991年5月9日凌晨，法務部調查局幹員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拘提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同日，逮捕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文史工作者陳正然、民主進步黨籍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王秀惠與傳道士林銀福，指稱上列四人接受旅居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者史明資助在台灣發展獨立台灣會（獨台會）組織。並於5月11日逮捕協助林銀福張貼獨台會文宣的安正光。但事實上，被捕的五人從未有過訴諸暴力的實際行動，不過是閱讀史明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並曾赴日本拜訪史明，回台後協助獨台會製作、散發相關文宣。
由於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已經被宣布終止，台灣內部在政治上與思想上歷經1990年的二月政爭與三月學運，已呈現開放多元；而且解嚴後調查局幹員在未知會清大校方的情況下突然進入學校逮捕學生的行為，引發台灣社會與大學校園劇烈反彈。1991年5月9日，清大學生到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靜坐抗議；1991年5月14日，勞動黨中央黨部發布〈反對新白色恐怖聲明〉，抨擊李登輝政府「獨台政府逮捕台獨青年，是虛偽的表現」，主張立即無條件釋放涉嫌的四人；1991年5月15日，來自全國各大學的學生罷課並且於台北車站進行靜坐抗議活動，要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反對政治迫害」，直到5月20日才撤離。
1991年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而廖偉程、陳正然等四人獲得交保釋放，僅遭羈押不到九天；1991年5月20日，知識界、社運界與民進黨發動「520反政治迫害大遊行」，要求「軍、警、特」退出校園；1991年5月24日，與《懲治叛亂條例》有關的《檢肅匪諜條例》也被廢除；1991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鎮源等人成立「一〇〇行動聯盟」，要求李登輝政府廢除《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
1991年12月3日，台灣高等法院依《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判決，廖偉程無罪，安正光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三年，陳正然、王秀惠與林銀福等人各依預備內亂罪嫌判處三年至一年六個月。1992年5月18日，修正後的《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生效，刪除陰謀叛亂罪處罰，獨台會案發回更審。1992年7月27日，因廖偉程等人行為未違反修正後的《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全案改判免訴。
獨台會案後，由於言論自由的解禁，校園中以台灣歷史文化研究為名的社團大量成立。當時的社會輿論認為，根本不該抓人起訴判決。一〇〇行動聯盟持續宣傳、推廣他們的理念，串聯《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的受難者家屬集合請願，並且舉行了「廢惡法10萬人簽名運動」。在種種的政治折衝下，立法院終於在1992年5月15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刪除陰謀叛亂罪處罰，在法律上落實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只是在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堅持之下（參見當時的立法院公報），《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沒能被完全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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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
TURKEWITZ / 翻譯：王湛、陳柳、許欣
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5年5月20日
科羅拉多州格拉納達——多數時候，在科羅拉多州東南部這片荒蕪之地，唯一能聽到的聲音是響尾蛇的滑行聲，以及鼠尾草在風中的沙沙聲。
然而上周六，一輛車停在了沙地上，從車裡走出來的是85歲的鮑勃·淵上(Bob Fuchigami)。他來到這裡是為了講述自己73年前被囚禁在當地阿馬奇集中營(Amache)的故事。
1942年，在珍珠港遇襲後不久，約12萬日裔被逐出家園，驅趕到全美各地的集中營。這些人中約有三分之二是美國公民。聯邦政府當時表示，此舉對於保護西岸免受破壞十分必要。
「那是一個蓋滿了棚屋的一英里見方的場地，」淵上一邊說著，一邊用力撥開鼠尾草叢，尋找他居住過的編號為7G的棚屋的遺迹。「他們本不應該被趕到這裡，」他提到住在集中營的人時說。「那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多年來，每到5月的倒數第二個星期六，曾經被關在阿馬奇集中營的人都會到這裡來，在沙地上顛簸行進後，分享他們對鐵絲網內生活的記憶。過去，曾被關押的人員會一車車地聚集到此。但今年，只有兩個當年的居民能夠踏上這趟旅程：一個是淵上，另一個則是名為簡·小窪(Jane Olubo)的女士。「我們在相繼離開人世，」目前居住在薩克拉門托的71歲的小窪說。
陪同他們兩個的有大約70名支持者。在午餐會上，一名組織者請小窪談談在集中營里的經歷。「我什麼也不記得了，」她抱歉地說。「我是在阿馬奇出生的。」
阿馬奇是10個集中營中規模最小的，人口最多的時候剛剛超過7000。近年來，圖利湖（Tule Lake，其人數增長到了18789）和曼贊納（Manzanar，巔峰時期人口為10046）等規模更大的集中營接待了大批訪客，它們的故事得以繼續在課堂和書本中講述，比如詹姆斯·D·休斯敦(James D. Houston)和讓娜·若月·休斯敦(Jeanne Wakatsuki Houston)合著的回憶錄《永別了，曼贊納》(Farewell
to Manzanar)。
但是，就連知道阿馬奇存在的科羅拉多人都屈指可數。唯一全面講述這座集中營故事的書現已絕版。倖存者稱，隨着他們的老去，以及同輩的逝世，他們的經歷正被覆蓋上越來越厚的歷史塵埃。
阿馬奇位於格拉納達邊緣，是一個由500人組成的農業社區。從丹佛開車往南四小時方可到達，中途要穿過牧場，經過幾座加油站。
這座集中營以嫁給了當地養牛大亨的一名夏延族原住民公主命名，又被稱作「格拉納達戰爭收容中心」(Granada War Relocation Center)。
如今，集中營居民曾經住過的地方，長滿了多刺的灌木和野花，中間僅有星星點點的過往的痕迹：破碎的瓷器、暴露在外的鋼筋、混凝土板，偶爾還能看到條狀的鐵絲網。
這裡已幾乎沒有建築物。1945年10月15日，當最後一批關在那裡的人員離開的時候，集中營的大約550棟建築即被拍賣和轉移，像曾經住在這裡的人一樣消失了。
包括鮑勃·淵上在內的許多居民來自加州。他出生在美國，目前住在丹佛附近。當他12歲的時候，一家10口人離開了尤巴城外的胡桃和桃樹種植農場。他的家人把農場租給了一個白人，然後住進了7G的兩個房間。後來，這座農場被這個白人據為己有。
每個由錫制牆面隔開的空間里，都只有一顆光禿禿的燈泡懸掛在屋樑上。在那裡度過的第一個冬天，氣溫降到了零下22華氏度（合零下30攝氏度）。
從某些方面來看，集中營的運行與一座典型的美國城市類似。那裡有學校、消防部門、童子軍，還有一份報紙，每周出兩期。它為在押人員安排了業務，還大致為幾個行業貢獻了力量，比如印製了成千上萬份的戰爭宣傳海報。這座集中營甚至擁有自己的橄欖球隊——阿馬奇印第安人隊(Amache Indians)。
共有415名嬰兒在營中出生。前述絕版圖書《阿馬奇》的作者羅伯特·哈維(Robert Harvey)表示，共有近1000名阿馬奇居民進入軍隊服役，比例在所有集中營中最高。
「但這並不等於自由，」小窪說。「被趕出家門，帶着兩箱行李，去往一個你以前從不知道的地方，沙塵暴每天都會從牆縫裡吹進來。」
鮑勃·淵上想起了武裝警衛，以及每晚妨礙睡眠的探照燈。他表示，在阿馬奇集中營，他越來越嫉妒自己用小棍和報紙做成的風箏，他說，「風箏可以飛到任何它想去的地方。」他指的是他在集中營時，風箏升空飛躍鐵絲網的情景。
「一直有這樣的感覺，」他說。「我們在這裡做什麼？我們為何被關在這裡？他們今後會對我們做什麼？」
大約從2006年開始，鮑勃·淵上每年都會參加紀念之旅。今年，他的妻子、女兒、女婿和10歲的外孫女塞亞·戈登(Sejal Gordon)陪他一起前來。他決定讓塞亞看看這個集中營。
在一名碰巧路過的考古學家的幫助下，他們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找到了他從前睡覺的地方。狂風吹過白髮時，他說，「這裡的風對我來說很熟悉。」
在加州，雖然阿馬奇集中營不如曼贊納和圖利湖集中營有名，但它尚未被完全遺忘。
約翰·霍珀(John Hopper)是一名教師、運動教練，格拉納達公立學校(Granada
Public Schools)的校長。1993年，他決定開展與阿馬奇集中營有關的課堂任務。
從那時起，他的學生訪問曾被拘禁的人，收集資料，並在集中營的部分區域進行挖掘，建起一個小型展館，他們常常與其他組織展開合作。2006年，這個地方成為一個國家歷史名勝。
學生開展的最具雄心的項目涉及找出該集中營分散的建築物與設施，使其恢復原狀。2014年，他們幫助找回一個水槽，並重建了一個守衛塔。
今年6月，他們將為一處營房奠基，他們計劃將位於科羅拉多州斯托寧頓農場的營房搬來這裡。那個農場位於該集中營以南60英里（約合100公里）的地方。
52歲的霍珀表示，這個項目的目的是創建一個展覽館，人們可以在這個展覽館過夜，感受集中營的生活。他說，「需要有一個營房，這樣人們才會了解當時的生活。」
然而，資金的匱乏阻礙了展覽館的建設工作。該項目的大部分資金來自那些曾被拘禁的人，他希望在最後一個被拘禁者去世前，建好展覽館。「我們現在很着急，」他說。「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開眼電影
▲ 電影《來看天堂》（Come See the Paradise）海報
甚少有電影提到二次大戰美國的亞洲人集中營的事。本片就是少數中的少數，透過美國人和亞洲人的眼同時看見歷史上的痛。
一九三○年代，在紐約工會組織工作傑克（《驚異大奇航》《黑洞頻率》丹尼斯奎德飾），有天在一樁爆炸案發生後，發現自己一直相信工會，其實也不一定全是對的。於是他離開美國東岸，來到洛杉磯。
一名住在小日本區的日本婦人收留了他，讓他在她的店裡工作，這時傑克對她的女兒莉莉一見鍾情，兩人長久相處下，決定結婚，但當時加州的法律對於異族婚姻有相當多的限制，唯恐外國人藉此取得綠卡。為了想擁有合法的婚姻，他們索性搬到西雅圖定居。
來到西雅圖後，傑克回到工會工作，他的婚姻一直受到攻擊，甚至他的同儕們對此緊咬不放要求他和他的太太離婚……，為了不使他為難，莉莉獨自帶著女兒到加州找她的母親。
美國在珍珠港之後，正式加入二次世界大戰，莉莉的家人和其他停留在美國的日本人一樣，被壓送到集中營。美國人堅信他們會背叛美國，把他們拘留集中管理是最洽當的作法。接獲消息的傑克，擅自離開軍職，返回洛杉磯想要找回他的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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