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燦鍙《台灣民主的現狀、未來和願景》一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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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台獨聯盟前主席張燦鍙受中國評論社訪問。
（圖：中國評論社 鄒麗泳）
三、四十年前
台獨要槍斃的時代
莒光日的三合一敵人
海外的台獨頭目
這個張燦鍙，在一個充員兵的眼中
光看他的名字就令人驚恐
火力四射、洪水氾濫
刀劍鏗鏘，金光閃閃
槍擊蔣經國，彈炸謝東閔
都是他的手下
這傢伙一定是青面獠牙，人見人怕
不然怎麼會喊打喊殺
二十年前
蔣經國已死去
王昇的指控已沒有說服力
言論自由，造反有理
這個台獨頭目闖關回家
不是青面獠牙，也不是兇神惡煞
西裝革履，斯文有理
一腳踏進台南市
就跪下親吻故鄉的土地
不排斥DPP
不排斥選舉
不排斥到體制裡繼續努力
府城是明鄭時代的中央
當選市長，風風光光
不搞台獨，努力建設地方
怎料弊案波及，還是受傷
人情冷暖，後進不讓
連任不成，官夢一場
政壇失意，退到一旁
應該還是古道熱腸
想必猶原愛土愛鄉
午夜夢迴，輾轉反側
關懷時局，提供錦囊
日前撰寫一文──
「台灣民主的現狀、未來和願景」
我的老母！
怎麼又是只見民主，不見台獨？
台獨聯盟主席，反型成為慈濟
好像老教授，全篇都是美國式的自由主義
昔日怒目的金剛，如今變作低眉的菩薩
跟那個想像中的青面獠牙，差距越來越大
文章沒有年少的叛逆
也沒有革命造反的盛氣
只有老成人面面俱到的說理
拜讀之餘，不禁搖頭
燦鍙老矣，尚能反否？
什麼「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
燦鍙仙
多元、民主、開放，是台獨的機會
也是台獨的可悲
沒有國格，魔鬼就藏在多元、民主、開放裡
商人沒有祖國，賺錢第一
政客作秀，選舉掛帥
台獨的路邊攤，沒有人理睬
幾乎被多元、民主、開放的浪潮沖散
還要被「中華民國」的店面趕
什麼「藍綠對抗，社會撕裂，民主倒退」
燦鍙仙
不是為台獨，那確實是大惡
如果為台獨，那有何不可？
不對抗，如何應付壓霸的藍？
不撕裂，如何重新補破網？
不倒退民主，如何應付非常？
什麼「尊重包容，理性溝通」
燦鍙仙
強調尊重包容，理性溝通
還要奢言什麼轉型正義，懲治元兇？
還要奢言什麼把國民黨的黨產充公？
你看那個標榜理性的蔡小英
講話兩面討好，空空洞洞，天馬行空
看不到獨立建國的精神
讓人沒有走到投票所的熱情
什麼「擴大共識，和諧共生」
燦鍙仙
又是共識，又是共生
那是政客謝長廷的口水
你怎麼吃到飽和醉？
最大的政治共識是一中憲法，還要擴大？
藍綠共生，統獨還是有別，如何和諧？
大中國意識不容台獨
強調共識，莫非要放棄台獨的理想？
強調共生，難道要與狼共舞共存亡？
什麼「分裂的房子無法立足，撕裂的國家無法前進」
燦鍙仙
你以為你是林肯
住在白宮的大屋
準備消滅想分家的南部？
請你搞清楚
台灣還不是國家，沒有國家的分裂
台灣如果是美國，台獨屬於南部
正要趕走洋基，自己當家作主
我們還沒取回我們的小屋
聽到林肯的招安，應該感到憤怒
怎麼奴才學舌，自以為是主？
▲ 2003年9月19日媒體報導張燦鍙涉弊案被判刑。
（圖：TVBS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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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24日媒體報導張燦鍙涉弊案被判刑。
（圖：TVBS
新聞）
● 相關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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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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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燦鍙 2011.06.07
台獨聯盟網站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既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貧乏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貧乏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貧乏得只看到2012年，國際視野，更是貧乏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但是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它吧！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拚命找對手的缺點、拚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競爭力、永續發展、拚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ECFA而言，執政的國民黨，說盡好話；在野的民進黨，盡說壞話。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利敝得失，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敝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一九九Ο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乃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一九八七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of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problem.」，如果你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愛爾蘭轉變值得我們省思，希望台灣社會能夠學習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我所期盼的台灣社會
大家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起生活60年，既有過去的共同歷史，也有未來的共同利益，甚至共同體意識也已經形成了。因此，要解決目前困境，其實並不難，只要釐清幾個基本觀念，調整我們的態度，就能夠逐步培養優質的民主素養，進一步形塑成熟的公民社會。
一、尊重包容：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說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只有在極權或是威權政府下，才會有因操作壓迫而形成的絕對性民意。在多元化、民主開放的社會，意見不同是很正常的，不需大驚小怪。有了這樣的基本認知，我們才能學會對不同意見的尊重與包容，也才能學會用尊重包容的態度，來面對問題、來思考問題。
二、理性溝通：有理也要講理，是非也要溫柔。參與公眾事務的人，要先以尊重包容的態度來看待不同意見，進而以理性溝通的方法，來與不同意見的人溝通。在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只有「想法不同的競爭對手」，絕對沒有「你死我活的敵人」，因此，政治人物若能如此，我相信有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政治人物若無能力處理不同的意見，化解歧見，則沒有資格當一個現代化的政治人物。
三、誠實信諾：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Zoellick）曾說：「『信守承諾』在政治上、外交上，是很重要的事。」正如西方社會的至理名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與人對話溝通，尤其與立場意見不同的人，一定要內心誠實，態度誠懇，待人包容，才能受人信任，才能建立互信的基礎。若能被信任，即使政治立場不同，反對的聲音至少可以減弱，甚至還可以理性對話；若不被信任，就算政治立場一致，也難合作共事。能否被信任是最基本的問題，而要得到信任，就必須要誠實。
四、正面競爭：台灣社會目前的政黨競爭，可說是「勇於反對、怯於建言」。對於對手的政策，很容易提出反對與批評，但自己的政策卻始終模糊不清。只期待對手犯錯來累積自己的政治實力，靠對方犯錯，來製造自己贏的機會，無助於台灣社會的真正提昇與進步。國、民兩黨都曾執政過，非常清楚「當家才知持家的苦」，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對某一政策有異議，應該提出「替代方案」或「配套措施」，要有對策可供人民選擇，如此才反對有理，才是真正的「忠誠的反對黨」，才是正面的競爭。
五、擴大共識：以上所說是態度、觀念的問題。在實際作為上，藍、綠政治人物確實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相同之處。有爭論的就暫時擱置，從沒有爭論的先做。我們不要一味強調不同的地方，而應透過接觸協商，擴大有共識的議題，縮小不相同的部分。即使短期間無法取得共識，也可以暫時擱置，agree to disagree互相尊重；對於有共識的議題，就攜手共同合作推動。因為只要有機會共事，就可增進相互了解，會慢慢建立起互信的基礎，之後事情會越來越順利。
我看見未來的台灣社會
我曾以雪山隧道通車典禮的事，來做說明。當初在電視看到雪山隧道的通車典禮時，我的心情相當複雜：這個世界級、極度困難的工程，台灣能夠完成，我覺得非常驕傲；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很惋惜。在通車典禮的紅色吉普車上坐著蘇貞昌、謝長廷、游錫堃、張俊雄，還少了一位唐飛（不過當時唐飛可能不在國內，還算是情有可原）。但是開通雪山隧道是1990年，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的決策，簡又新也說那是他任交通部長時動土的。政府的施政，一向都是延續性政策，前人決策、現任施作、後任完工，自屬事理至明。也許執政者可以用更誠懇開放的態度，邀請歷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連戰、蕭萬長來參加通車典禮，這不是搶功與否的問題，而是風度的問題。我相信用這樣的態度做事，小小的一步，政治上的諸多紛爭必能減少許多，同時也能贏得大家的讚賞。
台灣是一個小國，在國際上求生存發展，以小事大要以智慧，不要耍「特技表演」、「青瞑牛不驚槍」的把戲。就以北歐小國芬蘭為例，事實上俄羅斯之於芬蘭，有如中國之於台灣，是威脅，也是機會。記得幾年前，芬蘭的國防部長造訪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公開演講時，就率性直說，今日芬蘭的三大威脅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不過芬蘭人知道和俄羅斯共處，不能有對抗意識，只有務實的政治路線。但芬蘭人的務實，並不是短視的現實主義，而是深謀遠慮後的精算抉擇，明確掌握小國生存之道。就因為堅定走務實路線，讓芬蘭即使面對大國強鄰，也能發展成世界公認：競爭力最強、教育第一、富強又公平，環境優、最清廉、最幸福的國家。芬蘭的生存與發展的思維、手法與經驗，值得台灣好好學習。特別是面對全球化的浪潮與中國崛起的壓力，台灣社會倘若政爭不斷，無法團結，分裂的房子無法立足，撕裂的國家無法前進，台灣必輸無疑。我常說：兩岸和平是台灣島內政治和諧的副產品。國內和諧，國際和平的機會就很大。只要藍綠政治人物以一種新思維、新視野的態度，彼此多一點尊重、多一點包容，少一點指責、少一點批評，小小的一步就能解決許多問題，我相信以台灣人的智慧，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境。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經過一次艱難的談判後，向記者說：「我們有一條長長的隧道要穿過，但在遙遠的盡頭，我們可以看到一絲亮光。」。台灣社會的對立，未必全因我們而起，但何妨由我們開始拋出包容尊重、和諧共生的橄欖枝，共同解決爭議、化解對立。與大家共勉，願我們都是台灣社會永續發展的亮光。
張燦鍙
台獨聯盟網站 2012.10.15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
--------------------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特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窮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窮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窮得只看到2016年，國際視野，更是窮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指出：台灣、日本、比利時的國會，是全球三大最無能的國會。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我們必需認真思考，如何擺脫目前理盲又濫情、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困境，建立台灣新的政治文化，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規，創造安定的政局。
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問題吧！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台灣社會由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也許是世界歷史上的最佳典範。
1987年，蔣經國前總統體認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台灣人民的要求，正式宣步解嚴，將禁錮近40年的台灣社會，踏出自由民主之途的第一步。
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兩岸不對立、國內開放，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一步。接著解除黨禁、開放媒體、凍省、廢國代、修改刑法100條、廢除海外黑名單、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短短10年間，台灣社會由威權體制轉化為民主開放的社會，這種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民主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台灣卻付出相當低的代價，也因此被稱為「寧靜革命」，國際社會更常常稱讚台灣是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典範。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乃至於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都在人民的高度期待厚望下登台，但令人遺憾的是，期待與事實落差太大。藍綠對立，社會撕裂、政府空轉、經濟發展停頓、價值扭曲、是非不分、道德沉淪，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民主深化與鞏固，相當不成功的案例之一。
自由民主是一件容易吞下去，卻不容易消化的東西，選舉不等於民主，政黨輪替也不等於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事的態度。民主之所以可貴，乃在於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等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與主張，但任何意識型態，絕對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立場。民主已是超越統獨的台灣共識，也是高於統獨的台灣價值，更是化解統獨爭論的最佳方法。只要經由人民自由意志、透過民主程序得來的結論，不論統獨，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
前幾年，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動蕩不已時，曾有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於現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答說：「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簽訂ECFA而言，國會表決前，執政黨，說盡好話；在野黨，盡說壞話。2010年6月簽訂至今，對台灣產業與社會的利弊得失，反倒無人聞問。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1987年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這些國家都能夠從對立撕裂中，尋求和解之道，所以我們要虛心學習這些國際級政治人物的格局、高度與器度，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為台灣社會找出一條和諧共生的康莊大道。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只好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跳脫過去凡事對抗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of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problem.」，如果你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愛爾蘭的轉變值得我們省思，希望台灣社會能夠學習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我所期盼的台灣社會
大家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起生活60年，既有過去的共同歷史，也有未來的共同利益，甚至共同體意識也已經形成了。因此，要解決目前困境，其實並不難，只要釐清幾個基本觀念，調整我們的態度，以「解決問題」的角度，擴大內部共識，縮小彼此差異，就能夠逐步培養優質的民主素養，進一步形塑成熟的公民社會。
一、尊重包容、理性溝通：
記得第一次拜訪法鼓山聖嚴法師，師父對我說：「有意見的人是朋友，不是敵人，這是政治人物應有的胸襟」。我回答說：「師父，這是宗教家、道德家才有的層次，我是一般世俗人，很難做到，但我會努力做到『有意見的人是競爭對手，不是敵人』」。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說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服從多數」是天經地義，「尊重少數」更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只有在極權或是威權政府下，才會有因操作壓迫而形成的絕對性民意。在多元化、民主開放的社會，意見不同是很正常的，不需大驚小怪。有了這樣的基本認知，我們才能學會對不同意見的尊重與包容，也才能學會用尊重包容的態度，來面對問題、來思考問題。
有理也要講理、是非也要溫柔。參與公眾事務的人，要先以尊重包容的態度來看待不同意見，進而以理性溝通的方法，來與不同意見的人溝通。在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只有「想法不同的競爭對手」，絕對沒有「你死我活的敵人」，政治人物若能如此，我相信有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政治人物若無能力處理不同的意見，化解歧見，則沒有資格當一個現代化的政治人物。
二、誠實信諾、正面競爭：
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Zoellick）曾說：「『信守承諾』在政治上、外交上，是很重要的事。」正如西方社會的至理名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實、尊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道理，與人對話溝通，尤其與立場意見不同的人，一定要內心誠實，態度誠懇，待人包容，才能受人信任，才能建立互信的基礎。若能被信任，即使政治立場不同，反對的聲音至少可以減弱，甚至還可以理性對話；若不被信任，就算政治立場一致，也難合作共事。能否被信任是最基本的問題，而要得到信任，就必須要誠實。
台灣社會目前的政黨競爭，可說是「勇於反對、怯於建言」。對於對手的政策，很容易提出反對與批評，但自己的政策卻始終模糊不清。只期待對手犯錯來累積自己的政治實力，靠對方犯錯，來製造自己贏的機會，無助於台灣社會的真正提昇與進步。
一位武林高手在一次比武中，因找不到對手的破綻，而被對手擊敗，後來，他就去求教一位禪師。禪師在地上劃了一條長線，要求在不能擦掉這條線的情況下，令這條線變短。武林高手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禪師在原來那條線的旁邊，又劃了一條更長的線，兩相比較，原來的線看起來確實變短許多。禪師解釋道：「打敗對手，不在攻擊對手的弱點，只要你自己變強，對手便如原先那條線一樣，也在無形中變弱了」。
在野黨的天職固然是監督、反對與批評，但只靠反對，不會成為執政黨。在承平時代，可以用監督、制衡、對抗等「硬民主」的方式，來爭取選民的認同；然而，在國家社會面對巨大挑戰時，卻應該以尊重、溝通、對話、協商等「軟民主」的方式，合作共赴國難，這才是真正的「忠誠的反對黨」。國、民兩黨都曾執政過，非常清楚「當家才知持家的苦」，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對某一政策有異議，應該提出「替代方案」或「配套措施」，要有對策可供人民選擇，如此反對才是有理，才是正面的競爭。
三、擴大共識、人民再起：
有一次應邀在某社團演講後，有位聽眾極力稱讚我，在威權時代敢於批評領導人，勇於推動台灣主權、自由民主，不僅被依首謀內亂罪通緝，在幫派大老陳啟禮的自白書中，也表明要到美國暗殺我，1991年又冒險闖關回國被捕，這些事蹟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回答說，當時年紀輕，「青瞑牛，不驚槍」，就是一直做就對了。不過回國後，我倒有不同的心境。在民主開放的社會，罵人不需要勇氣，只要有脾氣就可以；但是當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意識型態的對手，做了對的事，要開口稱讚他時，我認為需要比我當年更大的勇氣。
國、民兩黨、藍綠政治人物確實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相同之處。有爭論的就暫時擱置，從沒有爭議的先做。我們不要一味強調不同的地方，而應透過接觸協商，擴大有共識的議題，縮小不相同的部分。即使短期間無法取得共識，也可以暫時擱置，agree to disagree互相尊重；對於有共識的議題，就攜手共同合作推動。因為只要有機會共事，就可增進相互了解，會慢慢建立起互信的基礎，之後事情會越來越順利。
羅馬帝國時期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被親信布魯塔斯（Brutus）刺殺時，布魯塔斯說：「沒有想到你殘忍得像隻獅子」，凱撒在斷氣前回答他說：「因為羅馬的人民軟弱得像群綿羊」。政治人物的作為，固然應該苛責，然而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沉淪，恐怕人民也應當負起相當的責任，因為人民常常將自身的權利保障，委由特定政黨行使。日前蔣友柏先生在演講中特別提到：「台灣政府是最落伍的品牌」，政府如此，政黨更是如此。目前台灣社會公民意識微弱，到處都是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理性參與的公民，台灣要再進步，只有靠人民自覺，展現人民力量，用社會力推動，包括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的建立，公民意識的形塑等等，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才是台灣社會真正的希望。
文化部長龍應台曾發表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文章中提到感性上，她自認是華人，但理性上，目前統治中國的政權，缺乏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人文素養等等普世價值，所以她無法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想，「等著被人說服」，也許太過於被動、消極，我相信只要台灣人民，不分朝野，不分藍綠，「尊重包容、理性溝通」、「誠實信諾、正面競爭」、「擴大共識、人民再起」，一定可以像開釋武林高手的禪師一般，以自信的態度，向中國當局說，台灣將用文明來說服你。
我看見未來的台灣社會
台灣是一個小國，在國際上求生存發展，以小事大要以智慧，不要耍「特技表演」、「青瞑牛不驚槍」的把戲。就以北歐小國芬蘭為例，事實上俄羅斯之於芬蘭，有如中國之於台灣，是威脅，也是機會。記得幾年前，芬蘭的國防部長造訪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公開演講時，就率性直說，今日芬蘭的三大威脅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不過芬蘭人知道和俄羅斯共處，不能有對抗意識，只有務實的政治路線。但芬蘭人的務實，並不是短視的現實主義，而是深謀遠慮後的精算抉擇，明確掌握小國生存之道。就因為堅定走務實路線，讓芬蘭即使面對大國強鄰，也能發展成世界公認：競爭力最強、教育第一、富強又公平，環境優、最清廉、最幸福的國家。
芬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思維、手法與經驗，值得台灣好好學習。特別是面對全球化的浪潮與中國崛起的壓力，台灣社會倘若政爭不斷，無法團結，分裂的房子無法立足，撕裂的國家無法前進，台灣必輸無疑。我常說：兩岸和平是台灣島內政治和諧的副產品。國內和諧，國際和平的機會就很大。只要藍綠政治人物以一種新思維、新視野的態度，彼此多一點尊重、多一點包容，少一點指責、少一點批評，小小的一步就能解決許多問題，我相信以台灣人的智慧，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境。
我曾以2006年雪山隧道通車典禮的事，來做說明。當初在電視看到雪山隧道的通車典禮時，我的心情相當複雜：這個世界級、極度困難的工程，台灣能夠完成，我覺得非常驕傲；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很惋惜。在通車典禮的紅色吉普車上坐著蘇貞昌、謝長廷、游錫堃、張俊雄，還少了一位唐飛（不過當時唐飛可能不在國內，還算是情有可原）。但是開通雪山隧道是1990年，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的決策，簡又新也說那是他任交通部長時動土的。政府的施政，一向都是延續性政策，前人決策、現任施作、後任完工，自屬事理至明。也許當時的民進黨執政當局可以用更誠懇開放的態度，邀請歷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連戰、蕭萬長來參加通車典禮，這不是搶功與否的問題，而是風度的問題。我相信用這樣的態度做事，小小的一步，一定會引起政治上的化學作用，政治上的諸多紛爭必能減少許多，同時也能贏得大家的讚賞。
台獨前輩王育德大著：「苦悶的台灣歷史」，李登輝前總統在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時，則提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種論點，固然是台灣歷史悲狀的一面；然而也有像2002年普立茲獎得主、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作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今年3月在『紐約時報』專欄上寫道，除了美國之外，他最喜愛的國家就是台灣，且表示身為台灣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自屬常態，更何況是現今台灣社會多樣的面貌與多元的立場。不過，我想以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授蘭迪波許（Randy
Pausch）的話，來提醒所有台灣人民。蘭迪波許教授罹患了胰臟癌，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刻再次站上講台，跟學生以及聽眾分享他這一生所體會到的經驗。他說：「我們不能決定人生會拿到什麼牌，但我們能決定如何打好手上的牌。」
台灣的現狀，何嘗不是如此。台灣社會的對立，未必全因我們而起，但無論如何，切勿因我們而加劇，更期盼由我們開始拋出包容尊重、和諧共生的橄欖枝，共同解決爭議、化解對立。讓我們一起共同追求一個有希臘的理性哲學、羅馬的法律典章、宗教家的慈悲寬懷、優質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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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社（香港） 2009-07-03 00:35:22
中評社台北7月3日電（記者 鄒麗泳專訪）台北政壇不斷盛傳李登輝有意籌組新政黨，前台南市長張燦鍙接受中評社專訪時坦言，去年8、9月間已經向李登輝提出籌組第三勢力評估報告，新政黨初步規畫採取合議制，朝集體領導與菁英政黨發展，李登輝是共主。
張燦鍙1936年生，美國萊斯大學化工博士，在紐約庫伯大學任教多年，從事台灣獨立運動逾40年、先後擔任台獨聯盟主席18年，白色恐怖時代，長年流亡美國。現任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為李登輝籌組第三勢力的重要智囊。
張燦鍙表示，不過，李登輝與他都在觀察台灣主客觀環境變化、是否有第三勢力空間、新政黨成立的條件是否成熟以及時間點的選擇，未做最後決定。年底縣市長選舉是一個觀察點，如果國民兩黨都不行，當然就要創造其他的政治勢力，看能不能改變現狀。
最近，李登輝與宏仁集團總裁王文洋互動密切、密會施明德、與宋楚瑜化干戈為玉帛，種種跡象引發揣測。張燦鍙表示，李登輝看到藍綠如此不理性、政黨競爭變成零和遊戲，他希望超越藍綠，大家能夠理性溝通，與不同黨派不同顏色的領導人坐下來談是好的開始。
張燦鍙在李登輝密會施明德扮演牽線人角色。他坦言，在2008年初，很多人都認為李登輝在國民黨體制內推動本土化、民主化，施明德在體制外推動民主化運動，兩人何不見一見。不過，這次會面不是談第三勢力，而是針對在野力量共同召開民間國是會議，但因台聯黨主席黃昆輝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合作，弄一個民間國是會議，格局與他的構想有所差異。
詢及第三勢力籌備進度？張燦鍙說，一個名為“國家發展論壇”已在去年成立，有上百位學者專家、社會賢達及各界人士參與，最初是希望幫助台聯繼續存在，第一階段任務完成後，現今這股力量仍存在。除他了之外，還有前南投縣長彭百顯、東華大學教授施正鋒、前“中選會主委”黃石城、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等人，台聯黨主席黃昆輝偶而參與。
“國家發展論壇”設幾個工作小組經常開會，基本方向與政策，包括要有清楚而堅定的台灣主體性，但落實在政策與執行層面必須抱持開放包容的態度，不能隨意載賣台的帽子，處理方式必須文明。
張燦鍙認為，民進黨與國民黨都是右派未能照顧弱勢，台灣必須有一個政黨是中間偏左政黨，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照顧弱勢團體。簡而之言，除主體性的軸線外，也要有分配軸線。台聯雖也強調中間偏左路線，但主體意識並沒有改變，中間偏左是指社會經濟問題。
他說，新政黨應該菁英政黨，不要養人頭黨員，以免步上民進黨養人頭、派系林立的後塵；菁英政黨的條件是，要奉獻的心、人格操守清廉、有能力、有團隊精神並培養年輕人；在策略運層面，新政黨只是一個平台，是政治、社會運動與教育平台，選舉與社會運動交叉運用。
“國家發展論壇”幕僚群已向李登輝建議，新政黨採行合議制、不要首長制，李問為什麼？他解釋，因為台灣從威權體制進入民主時代，台灣還在民主起步發展階段，政治、社會及各方面領域威權心態仍然存在，以集體領導方式培養民主素養，等到民主制度成熟後再仿效美國的總統制，李登輝頗為贊同。
張燦鍙指出，愈來愈多民調顯示，選民對兩大黨表現都很不滿意。民進黨執政8年，對台灣的本土意識有貢獻，然而，本土意識現今已變成台灣社會的基本共識，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高達70％，未來選舉靠台灣主體意識打贏選戰，變得愈來愈不可能。人民更重視經濟發展、教育改革、社會和諧、貧富差距、治安的程度都排在台灣主體意識前面，新政黨必須掌握民心脈動。
中國評論社（香港） 2010-02-25 00:51:53
中評社台南2月25日電（記者 趙家麟專訪）台灣獨派大老張燦鍙，最近發表新作暢談他心目中民主國家該有的政治文化與人文素養。他在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慨嘆台灣統獨、藍綠紛爭，讓台灣度過“撕裂的10年”，政治人物窮得只剩下選票，歷史視野只看到2012。
1936年在台南府城出生的張燦鍙，台灣大學化工系第1名畢業，留美取得博士學位，在紐約庫伯大學任教達20年，曾任化工系主任。他說，本來只想當學者，沒想到卻意外走上了政治運動的不歸路。
張燦鍙因為主張台獨，擔任台獨聯盟主席長達19年，被國民政府列入黑名單。滯美30年後，1991年底闖關回台，隨即被依首謀內亂罪逮捕入獄，雖然台灣當時政治氛圍已有大的轉變，但他仍足足關了11個月才被放出來。他自嘲，地球與月球距離40萬公里，美國花了10年送人上月球；美國到台灣有1萬公里，他拚了30年才回家。
“回台灣，是我觀念大轉變的開始”張燦鍙觀察相隔30年後的台灣，言論自由雖已開放，但舊秩序被破壞、新秩序未建立，感覺台灣很亂、脫序。另一方面，台灣的物質建設有進步，但道德的建設卻是落伍的；經濟蓬勃發展、有量無質，社會文化向下沉淪；有民主的架構，卻沒有民主的內涵與素養。
張燦鍙返台後加入民進黨，1997至2000年擔任一屆台南市長，後來連任失利，與民進黨已漸行漸遠。張燦鍙身處台灣政壇，一直感到“水土不服”，他形容自己“好像淡水魚進了鹹水港，可能會被鹹死！”
張燦鍙說，2000年以前，台灣的民主轉型、政權和平轉移，世界給予台灣很大的肯定。但2000年以後，民進黨8年執政，給大家的期待落差太大，世界說台灣民主轉型有成功，但民主的深化與鞏固，卻是非常不成功的案例。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張燦鍙形容是“撕裂的10年”。台灣有感性的選民，卻沒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吵翻天，理盲又濫情、情緒化，他舉《經濟學人雜誌》文章，直指“政治文化”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
張燦鍙說，在台灣，討論問題要先看是什麼顏色，已陷入“有立場沒有是非、有黨派沒有對錯”的極端。現在還冒出許多“台獨新貴”，喊“台獨”喊得很大聲，但他卻不知道這些人以前在哪裡？他則自認是“政治的色盲”，看不清藍綠，只看是非黑白。
“藍綠競爭太激烈，為反對而反對，一心想要把對方打倒、贏者通吃。”張燦鍙觀察，西方國家強調理性討論、互相尊重、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政治文化、人文素養，台灣還沒有形成。
張燦鍙表示，藍綠目前最基本的不同之處，在兩岸關係。但統獨之爭，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民主社會，政治人物應該容忍不同的意識型態，不失立場的去理性探討。張燦鍙說“反對台獨的，我也不會把對方當成敵人！”不必給對方亂戴帽子。
“民主，可以包容統一、獨立、維持現狀等不同的個人意識型態，但任何人的意識型態，不能取代民主、凌駕在民主之上。”張燦鍙表示，面對不同意見的人，要用溝通與開放的態度來處理台灣內部的矛盾。
張燦鍙說，政治人物要做對的事，不要做討好的事；但台灣有許多政治人物，為了選舉，只做討好的事。“政治人物窮得只剩下選票，歷史的視野只看到2012。”
張燦鍙之前曾參與第三勢力運動，對於第三勢力空間，他認為有市場、有空間，但要看如何操作。他說，相關的民調顯示，有6成的民眾對藍、綠兩大黨的表現都不認同，台灣現在只有第一討厭黨、第二討厭黨，沒有人說哪一個是理想的政黨。
但他認為，第三勢力要出現有幾個先決條，包括主體意識要清楚，政策要穩重、理性與開放，對社會改造要有願景，領導人政黨幹部要有熱忱為台灣做事、有治國能力，操守、清廉與誠信都能受人肯定。要有這樣的一批人，還要形成氣候，才會形成新勢力或政黨。
中國評論社（香港） 2010-04-27 00:26:18
中評社台南4月27日電（記者 趙家麟）雙英辯論落幕，台獨大老、前台南市長張燦鍙接受中評社訪問時表示，誰輸誰贏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意見的人，可以站在一起理性討論問題，他認為這場雙英會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新起點。……
張燦鍙說“台灣總要走出一條路啊！”目前台灣在政治上較被孤立，經濟上總要找一條出路來。他認為，反對ECFA的一方，不能只是反對，也應該要負責的提出替代方案，否則台灣持續邊緣化下去，要怎麼辦呢！
張燦鍙高度肯定朝野能夠理性溝通，“突破對立、面對面溝通，展現出理性的一面。他相信，只要多接近、多接觸，就可以減少對抗，對於改善彼此對立的機會也會比較多。”
在美國居住30年的張燦鍙說，台灣是一個多元、民主的社會，意見不同也是民主社會中很正常的現象，在西方人看來，意見不同往往是組織進步的力量。意見不同沒有關係，但重點在用什麼方法來處理。
張燦鍙認為，雙英辯論就是好的處理方式之一，但解決問題的方法，不一定非辯論不可。他認為，座談會、談話會也都可以，不必局限於特定的形式。
張燦鍙形容，金融風暴讓美國歷經了地獄的10年；朝野對立讓台灣歷經了撕裂的10年。“台灣不大，不必你死我活；繼續拚下去，是不會進步的。”面對不同意見，應該拿出解決問題的態度來處理，如果不思如何解決問題，自己就會成為問題的製造者。
至於兩岸關係該怎麼走呢？張燦鍙主張，台灣是民主社會，“照著民意就好！”大家也應該對台灣人民的選擇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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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棄疾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司馬遷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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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1849年林肯任聯邦眾議員一屆。對於蓄奴問題，當時美國存在兩種制度——南方以棉花、煙草種植業為經濟支柱的各州可以合法蓄奴，而北方各州則禁止。那麼，對於欲加入聯邦的新領土，奴隸制度的法律地位如何，亦存在兩種觀點。1854年聯邦參議院中的重量級議員、伊利諾州民主黨人史蒂芬·道格拉斯推出《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即：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有權對奴隸制度的合法性進行自決。但是林肯的主張是，新的領土必須是自由之邦。為此，他發表了著名的《分裂的房子》（House Divided Speech）演說：
「分裂的房子必不能持久，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政府絕不能持久。我不希望聯盟解體，正如我不希望房子垮掉，所以我的確希望不再分裂。國家將採取一個制度，非此即彼。」
原文：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 I believe
this government cannot endure permanently half slave and half free. I do not
expect the Union to be dissolved — I do not expect the
house to fall — but I do expect it will cease to be
divided. It will become all one thing, or all the other.
林肯反對奴役，但是他還不完全是廢奴主義者。事實上林肯曾在信中寫說若能維護美國聯邦統一，繼續維持奴隸制度他也同意。南北戰爭前林肯與共和黨當時都反對自由貿易，並要求立法提高對歐洲工業產品的關稅來保護美國北方剛發展不久的工業，美國南方的農業州生產大量農產銷往歐洲，擔心美國提高對歐洲產品的關稅將使歐洲各國對美國外銷歐洲的農產品提高關稅來報復，南方各州堅決反對美國政府提高關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