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是合法性的來源
談法論政，尤其談到台灣的法律地位，乃至於台獨建國，要認識政治及法律上的兩個基本原則，一個是「安定性原則（一般公平性原則）」，一個是「正當性原則（具體妥當性原則）」。政治及法律事務能同時滿足這兩個原則最好，但往往不是如此。
安定性原則是尊重現有的一般秩序，以求穩定（保守主義）。但價值體系與時俱進，不是一成不變。美國法學家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1870 - 1964）說過：「法律必須穩定，但不能站著不動。（The law must
be stable, but it must not stand still.）」太講求安定性，有時會失去正當性。正當性原則是不滿現狀，追求進步（自由主義）的根據。因此，安定性和正當性互相衝突，不可兼得時，要追求穩定，還是追求進步，往往很難取捨。
存在不一定正當合理。尊重現有的一般秩序，有安定性，不一定有正當性。但事務的正當性只是一個標籤（這是我傅雲欽自己想出來的一句話，應該可以傳世）。具體的事務有沒有正當性，沒有一定的標準，常淪於人云亦云。也就是，在分析倫理學（後設倫理學）上，價值相對，不是絕對。不過，在規範倫理學上，每一個人為了過日子，向前行，都必須採取特定的價值立場。尤其在公共事務上，政府就各種方案，無法面面俱到，必須有所選擇，有所取捨，有所決斷，有所堅持，不能猶豫不決，也不能左右搖擺。
政治及法律事務如何取捨，在民主社會，強調以民為主，依多數決而定。多數決不一定有正當性，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是決定正當性的一個標準而已。如果沒有其他可以推翻的充足理由，多數決決定的事務有現階段的的正當性（可稱為「合法性」）。
是故，政治及法律事務的現階段正當性（合法性）的來源是民意。在過往的威權的社會如此，在現今民主的社會更是如此。人民的意願最大，其他因素都是其次。例如台灣的法律地位如何，關鍵不是過去的條約怎麼說、中國怎麼說、外國怎麼說、國民黨、民進黨的黨綱怎麼說或政客、學者怎麼說，而是台灣人民怎麼說。
法律上，沉默會產生失權的效果
所謂民意，一般指民眾明確表達的意見。有民意基礎的政治及法律事務，通常指受到多數人擁護，讓多數人心悅誠服。但一定是這樣嗎？民眾不表達意見，保持沉默，算是同意嗎？民眾對於政治及法律事務，不心悅誠服，只是長久沉默而不反抗，或有反抗但不足以推翻既有政治及法律事務，長期當順民。這樣的政治及法律事務算有民意的基礎嗎？
語云：「沉默是金。（Silence is golden, speech is silver. Schweigen
ist Gold, Reden ist Silber. Le silence est d'or, la parole est d'argent. 沈黙は金，雄弁は銀。）」這是鼓勵人少說多做，以免越描越黑的勵志金語，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放諸四海皆準。沉默，有些情形是垃圾，不是好事。
西洋法諺說：「沉默視為同意。（拉丁：Qui
tacet consentire videtur. 英：He who is silent is deemed
to consent. 法：Qui ne dit mot consent. 德：Wer schweigt, scheint zuzustimmen.）」。這條法諺不是一般的法律原則，但有很多法律條文有這條的精神。
法律常規定，權利受侵害或有爭執時，權利人如果怠於行使權利、提出異議或採取保護權利的行為（俗稱讓權利睡著了）的話，權利人的權利會因而喪失或減損。這稱為「失權效果」。其法理依據就是「沉默視為同意」，而「同意不生侵害。（拉丁：Volenti non fit injuria. 英：That to which a
man consent cannot be considered an injury. 法：A qui
consent on ne fai pas de tort. 德：Dem, der es so haben
will, geschiebt kein Unrecht.）」追根究柢，這是尊重現有的一般秩序，以求穩定的「安定性原則」的體現。
失權效果，在民事實體法上，例如消滅時效（民法第125條）和取得時效（民法第768條以下）的制度，前者可讓怠於行使請求權的人喪失請求權，後者可讓非所有權人取得怠於行使所有權的人的所有權。又如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的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1條）。
在民事程序法上，例如公示催告時，權利人不去申報權利，就喪失其權利（民事訴訟法第539條第2項）。又如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
政治上，沉默造成有效統治
美國在1970年代流行「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這個語詞，指的是一個群體或國家中不表達自己意見的大多數人。在承平的社會，會出來吵鬧的人總是少數的不滿現實的偏激分子。他們聲音很大，想要譁眾取寵，改變現狀。但沉默的大多數是安於現狀的保守派，才是社會的主要力量，是政治安定的基石，不能忽視。
在政治上，人民對現狀沉默，對統治者的統治沉默，使統治者能有效統治，自應視為同意統治，而使統治者合法化。這就是「有效統治原則」。這個原則也是尊重現狀，以求政治局勢安定的「安定性原則」的體現。
因此，政治上所謂的民意，不僅指民眾對政治事務或統治者心悅誠服，還包括「有效統治下的順服」。也就是，廣義的民意包括人民對於政治現狀，長久沉默而不反抗，或有反抗但不足以推翻政府，長期當順民。
中國政府已統治台灣七十年。七十年不算短，很多台灣人民長期沉默不表示意見、不反抗或有反抗但不足以推翻它，能說不同意這個外來政權的統治嗎？
語云：「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政治事務的「合法性原則」必須與「安定性原則」妥協。在政治事務上，人民長久沉默而不反抗，或有反抗但不足以推翻政府，而長期當順民，也要當作有民意，也就是有合法性。
為何如此？因為如果把人民長久沉默而不反抗，或有反抗但不足以推翻政府，而長期當順民的情況，當作沒有民意基礎，沒有合法性，那麼古今台外任何非法成立的革命政權會被認為永遠不合法。這不符合政治事務也講求「安定性」的原則。湯武革命，弒君自立，李世民革命，逼父殺兄自立，毛澤東革命，槍桿子出政權，難道都要認為其政權永遠不合法，不算數嗎？
政權有「順民」者昌
又語云：「政權順民者昌，逆民者王」。有道理，但沒那麼絕對。我變更其中「順民」兩字的意涵，改寫這句話為：「政權有〝順民〞者昌，有〝逆民〞者不一定亡。」政治和法律的事務往往不可能讓每一個人或多數人心悅誠服，只能求那些不心悅誠服的人民長久沉默而不反抗，或有反抗但不足以推翻政府，而長期當順民就夠了。順民是政權存在的基礎。順民讓政權有正當性。
政治事務如能得到人民心悅誠服最好（儒家），但退而求其次，人民長久沉默而不反抗，或有反抗但不足以推翻政府，長期當順民（法家）也可以。蔣介石統治台灣需要心悅誠服之民，也需要順民。將來的台獨政府統治台灣也是如此。
● 相關拙作
．釣魚台屬於誰？馬英九槓上李登輝，似乎理虧 201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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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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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小堂
長吟野望部落格 2018-10-02
法國啟蒙運動先驅拉波哀西英年早逝。他生於1530年，逝於1563年，年僅32歲就去世了。但他卻留下了一本思想深刻、文才洋溢、影響深遠的著作《自願奴役論》。他的一生，絢麗激越，如燃燒的流星劃過天空。拉波哀西與蒙田交往甚密，正是蒙田在他去世後付印了《自願奴役論》，從而廣為世人所知。
在《自願奴役論》中，拉波哀西提出了一個被時人忽略的問題，為什麼為數眾多的大眾會被一個暴君所奴役？他寫道，「現在，我只想弄明白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那麼多城鎮，那麼多民族竟能夠忍受一個獨夫暴君的為所欲為？」（《自願奴役論》，潘培慶譯，下同）
他寫到，「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然而這居然如此平常，實在應該為此感到悲哀，而不是驚訝。億萬民眾，戴著枷鎖，奴隸般地屈從，他們這樣做並非迫於某種強大的力量，而是因為他們被一個人的名字而著魔，或者可以說他們由此魔法鎮住了。然而他們本不應該恐懼此人，因為他不過是一人而已；當然他們也不必熱愛此人，因為他以非人和野蠻的方式對待眾人。」
拉波哀西認為人們之所以受奴役，並不一定是因強大勢力的壓迫，而是他們自願受奴役，或者說大部分民眾自己默許了受奴役的狀況。拉波哀西認為習慣是人們自願為奴的首要原因，「人們自願為奴的第一大原因，就是他們生來就是奴隸」。「可以說，在開始的時候，人們的確是出於不得已，被迫屈從，但以後就慢慢習慣了；至於後來出生的人，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麼回事，他們毫無遺憾地服從，自覺自願地服從，而他們的父輩則是出於被迫才服從。」
因而，拉波哀西認為，暴政必然建立在民眾的普遍接受之上。但同時，拉波哀西也指出，暴君會誘惑民眾來換取民眾的服從。「戲劇、遊戲、滑稽劇、表演、角鬥士、珍奇動物、獎章、名次榜，以及諸如此類的毒品，這些都是奴役古代人民的誘餌，是奪取他們自由的補償，也是暴政的工具」。暴君統治的秘密和動力在於，「那些野心勃勃的、又貪得無厭的人，他們就會聚集在暴君周圍，支持暴君，希望從中分得了一杯羹；而如果在大暴君統治下，他們則希望成為小暴君」。這樣，暴君控制六人，六人手下又有六百人，六百人手下又有六千人支持。「最後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從暴政中獲得利益的人，他們的人數幾乎相當於崇尚自由者的人數」。
對於如何反抗暴政，拉波哀西有驚人的洞見。他並不主張打倒暴君，而主張不服從。「為此，你們要下定決心，不再屈從，那麼你們就自由了。我並不要求你們和他發生衝撞，也不要你們去動搖他，而僅僅是不再支持他。於是你們會看到，他就會像一個被抽去基石的巨人，因自身重量而轟然倒塌，粉身碎骨。」
如果拉波哀西瞭解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那他一定會更為驚歎！中國人的歷史就是數十上百億人的自願奴役史。而儒家思想就是鼓吹自覺自願接受奴役的理論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社會的奴役是普遍的，更隱蔽和更嚴重，不僅是自願（接受）奴役，而且是積極主動接受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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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New
York Times - Oct. 7, 2019
The
N.B.A., like other American businesses, has shown that it’s willing to play by
China’s rules in exchange for China’s money.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Daryl Morey,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Houston Rockets, tweeted that
message on Friday. It’s a sentiment that should command broad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roughout the free world.
But the
reaction from China, which does not number free expression among its cherished
values, was swift and painful for the N.B.A. The shoe company Li Ning and the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ended sponsorship deals with the Rockets;
Chinese broadcasters said they would not show Rockets games;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 led by the former Rockets star Yao Ming — suspended ties with the team.
“There
is no doubt, the economic impact is already clear,” said Adam Silver, the league’s
commissioner.
Mr. Silver
went on to add that he supported Mr. Morey, but “what I am supporting is his
freedom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this situation.”
The
billionaires who control the lucrative basketball league, however, nearly
tripped over themselves in their haste to abjure Mr. Morey’s remarks. The
N.B.A., like many large American businesses, is besotted by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money in China’s expanding market. And the league once again made clear it
is willing to obey China’s rules to preserve that chance.
The owner
of the Rockets, Tilman
Fertitta, raced for the traditional refug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ists
— the insistence that business can be segregated from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We’re here to play basketball and not to offend anybody,” Mr. Fertitta told
ESPN.
But it
should be perfectly clear that playing basketball in China is political.
Last year,
the N.B.A. staged a game in South Africa for the explicit purpose of
celebrating the life of Nelson
Mandela. When the N.B.A. goes to China, that’s a statement, too.
It means
that the N.B.A. has weighed China’s human rights abuses against China’s
potential as a source of revenue, and it has decided that it can live with
state policies like the detention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Muslims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The owner
of the Brooklyn Nets, the Chinese billionaire Joe Tsa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publish an open
letter scolding Americans for talking about the affairs of other nations. He
also mischaracterized the Hong Kong protests as a “separatist movement.”
Mr. Tsai’s
suggestion that people should avoid “third rail” issues may well be good
manners when visiting a foreign country, but Mr. Morey posted his tweet while
visiting Japan — and on a website that is not accessi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in mainland China.
The face
of the Rockets, the point guard James Harden, issued a public apology on Monday.
“We
apologize,” he said.
For what,
exactly, remained unclear.
Do the
N.B.A.’s owners appreciate that their wealth is a product of the freedoms they
enjoy in this country? Does Mr. Harden, the owner of a famous beard, know that
Muslims in Xinjiang are not allowed to grow beards like his?
The N.B.A.
has an undoubted right to set rules for its work force, but it cannot
simultaneously claim to champion free expression — the value of which consists
entirely in the right to say what others don’t want to hear.
American
executives and policymakers initially reconciled themselves to following
China’s rules by arguing that China’s turn toward capitalism, and its exposure
to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gradually lead toward democracy and a greater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hey argued, in effect, that silence was the most
productive form of criticism.
It should
now be clear that silence
is merely complicity, no more or less.
It is the
moral price the N.B.A. and other businesses are paying for making money in
China.
聯合報 2019-10-08 11:30 （譯自10/7紐約時報社論，馮克芸譯）
NBA就跟其他美國企業一樣，在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的挺港推特風波中，展現了他們願意遵循中國大陸的遊戲規則，藉此換得賺中國的錢。
火箭隊老闆費爾蒂塔（Tilman
Fertitta）忙著祭出國際資本家對類似事件的傳統說辭，堅稱商業考量可與政治考量分開，他告訴美國有線電視體育聯播網ESPN：「我們是在打籃球，不是在冒犯什麼人。」
但事態發展至今應該非常清楚了：在中國打籃球就是政治考量。
NBA去年在南非辦了一場非洲賽，其明確的目的就是紀念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當NBA去中國，那也是一種表態，表示NBA權衡中國諸多違反人權之事及中國成為營收來源的潛力後，選擇了後者，且表示NBA可容忍中國的許多國家政策，例如在新疆羈押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維吾爾族。
籃網隊老闆蔡崇信藉機發表公開信，責怪美國人談論他國事務，還誤將香港示威稱之為「分離主義運動」。蔡崇信建議大家，在造訪外國時，應避免一些「極具爭議」的議題，但莫雷是在造訪日本時貼出他的推文，而大陸一般民眾是根本登不進推特的。
火箭隊的當家球星哈登７日發布公開道歉，他說：「我們道歉。」究竟為了什麼道歉，不清楚。
NBA老闆們是否深切了解到，他們的財富是自由的產物，而他們在美國盡享自由？哈登留著一把知名的鬍子，他知道新疆穆斯林不被允許留他那樣的鬍子嗎？
NBA擁有不可置疑的權利，可為其員工設定規範，但該公司無法同時自稱支持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價值就包括了「說別人不想聽的話」的權利。
美國許多企業高管及政策決策者都曾自甘於遵循中國的法規，辯稱中國轉向資本主義、接觸到美國，會逐漸邁向民主及更尊重人權。他們還曾經說，沉默實際上是最有效的批判形式。
如今應該很清楚的是：沉默就是不折不扣的共謀。這是NBA及其他企業在中國賺錢付出的道德代價。
自由時報 2019-10-08 15:14
〔財經頻道／綜合報導〕美國NBA休士頓火箭隊（Houston Rockets）總管莫雷（Daryl Morey）只因為轉推1張支持香港的圖，就引爆中國全面抵制，使NBA面臨兩難局面，對此《紐約時報》在社論中直指，NBA這次的事件，反映了平時美企面對中國時「閉嘴」的態度，而這種態度說是中國侵害人權的共犯，也只是「剛剛好」（no more or less）而已。
該社論在開頭就直接表示，香港的抗爭「應該得到全美國乃至整個自由世界」的支持，但當NBA有人做出這樣的表示時，「從不把表達自由視為該守護的價值觀」（not number
free expression among its cherished values）的中國立即做出讓NBA感到痛苦的回擊，包括中企終止贊助、電視台停止轉播等。
《紐時》諷刺，當火箭隊老闆費提塔（Tilman Fertitta）表示籃球跟政治分開時，現在中國的態度已表明並非如此，代表此前NBA在金錢與反對在新疆設集中營的政權之間，NBA選擇了前者，而火箭隊球星哈登（James Harden）的道歉，《紐時》則問道：「哈登是否知道在新疆不能留像他那樣的鬍子？」
不過《紐時》談論的不止是NBA，該篇社論中直指，NBA背後的億萬富翁爭相與莫雷切割，但許多想在中國賺錢的美企也是如此，社論指出，一開始的時候，美國的企業高層甚至官員不斷地跟自己妥協以迎合中國，認為中國會逐漸走向民主、尊重人權，他們還會說，「沉默」是對中國最好的批評。
而社論最後寫道，現在的情勢已很清楚：沉默就是不折不扣的「共謀」，NBA及美企要在中國「發大財」，就要付出道德的代價。
自由時報 2019-10-09 05:30
台美關係處於四十年來最佳狀態，這是台灣民主進展與地緣政治變化所致。不過，柯文哲不以為然地稱，兩岸關係是三十年來最爛。用兩岸關係來否定一切，堪稱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觀察角度。
事實上，台灣的藍營統媒充斥著這種北京觀點。兩岸關係優於一切，兩眼只看兩岸，甚至只看北京臉色，所以得出兩岸關係三十年來最爛，主政者難辭其咎的結論。真正的總體相不是這樣，而是美中關係大逆轉，從戰略夥伴變成競爭對手，習近平的中華帝國夢不斷鋪陳，川普則以自由開放印太戰略做為因應，北京的數位極權統治也與越來越多民主國家產生衝突，乃至於國際航空公司、國際專業期刊、國際影視產品、體育娛樂賽事，一一受到中國標準的政治審查。更宏觀來看所看到的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爛的，兩岸關係只是其中一個縮影罷了。
香港反送中是一面照妖鏡。韓國瑜不知道、不曉得，柯文哲不曉得香港人為什麼要戴口罩，而這卻是北京對普世價值的全面出擊。ＮＢＡ休士頓火箭隊總管在推特力挺香港，導致「央視」宣布暫停ＮＢＡ賽事轉播。美中貿易戰，香港反送中，怪罪外國反華勢力的北京，在香港「禁蒙面法」之後，儼然響起了「反攻」的號角，香港情勢會不會急轉直下，值得擔憂。不論如何，以往，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體育歸體育，電影歸電影，電玩歸電玩，北京給統戰對象灌的迷湯，現在連香港的青少年都騙不了啦。
兩岸關係也是一面照妖鏡。對一個向全世界宣示、施壓，不論用文用武都要併吞台灣、消滅中華民國的敵國，機艦擾台、對台軍演當成家常便飯，在台灣顛覆民主、卵翼黑道，在中國箝制台商、任意逮捕台灣公民，敵意行為不一而足，難道台灣還要把它當作「警察」，無時無刻地自我思想言論檢查，以博取敵國的歡心，改用溫水煮青蛙對付台灣？這樣的「主奴」關係，才是那些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所嚮往的嗎？北京霸凌台灣、香港，那些患者給人感覺結論似乎是「逆來順受」四個字。台灣還有這麼多種芒果的人，「芒果乾」當然免不了。
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從蔣經國晚年的軟威權主義，到李登輝時代的主權在民，一直受到保守勢力的杯葛。一九九六年至今，政黨輪替三次了，那股勢力仍在伺機反撲民主，而且是利用民主來顛覆民主反台灣。尤其是，拜兩岸交流之賜，那股勢力與中共權力集團裡應外合，讓北京得以遂行入島入戶入心的攻勢，最近各大學校園聲援港人的連儂牆，遭到中生與中客破壞，如此侵門踏戶不難看出北京的囂張程度。而國台辦公開讚賞的柯文哲，滿腔仇恨本土政權，卻完全無視於馬政府八年開門揖盜、引狼入室。先前，他與國台辦的密切關係意外被揭露，這位五年前的墨綠政治素人，也不再辯護自己「被抹紅」了。
韓國瑜自稱，一九七九年，二十二歲時首次投票投給民進黨的方素敏。但民進黨一九八六年才成立，方素敏一九八三年才代表黨外參選。柯文哲批評陳菊是民主罪人，「她說以前坐牢的時候，我們在哪裡？我在台大醫院當醫生啊，怎樣？」其實，對比時序，柯文哲當年似乎尚未到台大醫院任職。這是單純的記憶有誤？還是刻意改寫自己的歷史，以便掩飾自己對台灣的民主事業毫無貢獻？如此唬弄選民的滑溜話術，難道是想透過模糊台灣民主歷程的記憶，來推銷「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論調嗎？
兩岸關係，地緣政治，近兩年都走到轉折點了。美國政府與國會咸認，北京企圖片面改變台海現狀，而且是全球範圍的麻煩製造者；國際媒體的中國報導與評論也從正面轉為負面。也許，「習近平之友」井底看不到更遼闊的天空，所以把北京所造成的僵局與危機歸咎於台灣方面。老實說，這種觀點就是藍與紅的觀點，無色覺醒少來了。火箭隊事件，紐約時報評論說：沉默就是不折不扣的「共謀」，ＮＢＡ及美企要在中國「發大財」，就要付出道德的代價。台灣的「政治投機客」，又何嘗不是如此？二○二○，正是選民檢驗這種「共謀」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