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雲欽如是說: 傅雲欽如是說電影-[011]-布拉格的春天-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988)

──「建國電影院」第011場

◎ 傅雲欽主講 1997.11.22

節目錄音 （YouTube檔案）

‧「建國電影院」節目評論過的367部影片列表 201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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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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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布拉格的春天》考夫曼1988

◎ 何英傑 2007-11-30

如是我聞部落格

托馬斯是個傑出的外科醫生，十足的風流胚子，很得女人緣，他也樂在其中。然而意外邂逅的特麗莎改變了他，兩人同居，然後結婚。不久，蘇聯為了防堵捷克的政治改革而大肆出兵，控制了政權。托馬斯帶著特麗莎逃往瑞士，但隨後又雙雙回到布拉格。返國後，托馬斯因不見容於當局而遭整肅，兩人避居農村。最後因車禍而喪生。

與托馬斯往來的女人中，最了解他的是畫家薩賓娜。某次，他說到「決不與床上女人過夜」的原則時，薩賓娜便問：「你怕女人嗎？」托馬斯想都沒想就承認了。薩賓娜笑著說：「我真喜歡你，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國裡，你是個魔鬼。」

這段話有點意思。為什麼「決不與床上女人過夜」，就能推論出「毫不媚俗」呢？因為托馬斯清楚他要的。他要性，只要性。他對臂膀下的女人怎麼笑、怎麼喘、怎麼哼，很感興味，彷彿女人就是在這瞬間才會敞開的神秘生物。可是當性高潮一退，他就停止了，結束了。他忠於這種感覺，無法多留一分鐘，連溫柔抱著睡覺都假不來。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決不偽裝，決不討好女人，薩賓娜因而說他真。這一點，可以和後來愛上薩賓娜的弗蘭茨對比。弗蘭茨是已婚的大學教授，經常與她幽會。但弗蘭茨堅持作愛只能到外地。他說日內瓦是屬於妻子的，在本地作愛是對妳我她三個人的侮辱。單從心思上來看，托馬斯坦蕩，而弗蘭茨顯得遮掩。

特麗莎是小鎮餐館的服務生，天真、純情。在托馬斯眼中，她不同於其他女人，因而他居然會不經意的在她身邊睡著。她熱戀著他，毫無保留，如同滿樹的綠葉在迎風中交響著新生的悅音。就連睡夢裡，她的手也總是緊緊握著他，幾近頑強。這讓托馬斯從心底的感到震驚，他感覺到愛，這是個還在茫茫中就以靈魂相托、視他為生命伴侶的女孩。於是，願意承擔他人的愛首次湧現了。這是有別於性的愛，像是呵護弱者的一種憐惜之愛、英雄之愛，也像是回報她的感激之愛。

不過這份愛，使托馬斯面臨困境。對特麗莎而言，性怎能獨立於愛之外，怎能只是逢場做戲的樂子，不愛怎能作愛？她無法忍受他繼續好色。而舊情人這邊，也開始怨他偏心。過去穿梭身邊的女人知道他誰也不愛，所以沒人吃醋。但如今托馬斯心有所屬，她們便因著「只能在下午、不能在晚上」這種被貶低的區隔而離去。人常是如此，肉體交合後便渴望排他，何況是被不公平的對待？就算是薩賓娜，瞥見他作愛中還看錶怕太晚回家時，不也惱的偷藏了他一只襪子出氣？其實托馬斯自己何嘗不然，當特麗莎在酒吧中和其他男人開懷跳舞時，他同樣是沒來由的感到忌妒。（這就好像贊成一夫多妻的人，心底深處卻弔詭的無法贊成一妻多夫。）蘇聯入侵後，兩人逃到日內瓦。托馬斯依然故我，性歸性，愛歸愛，這造成了特麗莎很大的心理負擔。

到這裡為止，電影所講述的人物並不特殊，離「痴心女愛上負心漢」這類在巷口租書店就可以讀到的小說情節並不太遠。但接下來，卻翻出了不凡的愛。

先是特麗莎。她決定回布拉格，只留了張字條給托馬斯：「我知道我應該幫你，但我做不到。我不但沒能協助你，還成為你的負擔。生活對我而言非常沉重，對你卻是那麼的輕。我無法忍受你這麼輕、這麼自由。我不夠堅強，在布拉格我只需要你的愛，在瑞士我卻要依賴你的一切。假如你遺棄我，我該怎麼辦？我是軟弱的，我要回到軟弱者的國家。」

特麗莎感到無助。離鄉在外，匆促間找不到喜歡的工作，而且她也無法改變托馬斯。在性這件事情上，她是完全孤獨、被甩在一邊的。留在日內瓦，愈來愈讓她感到空虛、迷惘，那是生命中一種活不下去、難以承受的飄浮感。她決定從惡夢裡走出去，不再讓愛情傷害自己。這一刻，她已不是瘋狂尋找愛與依賴的傻丫頭了。她說自己軟弱，但她已在嘗試堅強，因而她想要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熟悉的過去，那兒讓她感到安全。不過回布拉格，幾乎是一個自毀性的決定。她有攝影天份，但不肯接受花卉或模特兒的拍攝工作，寧願待在家裡。可是她怎麼知道，回布拉格會有更好的工作？如果依然只能當服務生，或同樣只能拍攝花卉或模特兒的話怎麼辦？她不辭而別，負氣而走，對托馬斯會產生什麼影響？這些事，她可能都沒有考慮。她已走到崩潰邊緣，只急切的想一刀把自己劃到一個沒有托馬斯的世界去，重新開始。

托馬斯簡直不能相信特麗莎走了，他的心情可想而知。接下來幾天，他一個人到酒吧喝酒、在書報攤和逛街的女人眉來眼去、到湖邊餵餵鵝。但不久，他就決定拋下一切回去找她了。這對他是個極其難為的決定，也從這裡可以真正看到這個人的秉性。

為什麼托馬斯要回布拉格？只是因為妻子走了，所以作丈夫的要義務去追？不是的。日內瓦頂尖醫生的社會地位，可以確保生活無虞的經濟條件，他都不在乎了？為什麼托馬斯敢回布拉格？匈牙利殷鑒不遠，何況離開之前，他也親眼見到俄共四處抓人、審問逼供的凌厲手段。進了祖國，就是進了鐵幕，與外界音訊隔絕。看不到出路，全是他厭惡、充滿媚俗的嘴臉。為什麼回去？他一定也想過不回去，重回單身漢的日子。找看上眼的女人上床，心裡不再有疙瘩，不必怕她知道、怕她哭鬧，不用再哄著勸著使她平靜。從此陽關道獨木橋，一切重回自由自在。然而，托馬斯這個遊戲人間的浪子卻再也做不到了。那種「甜美的生命之輕」、「生命中樂此不疲之輕」，頓時變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以前的「輕」，他如魚得水。現在的「輕」，卻徹底把他擊倒。他彷彿在黑暗中被特麗莎孤零零的雙眼注視著，而那樣的注視比什麼都難熬。他回去，不是浪漫的衝動，而是認真思考後的結果。回國之前，他就預知了美好的前途會像被邊防扣去的護照，明明是他的，卻永遠討不回來了吧！但他不怕，因為愛，因為他彷彿看到了她寫道別信時顫抖的手。托馬斯不能忍受她因他而流落在外，這比佔領布拉格的五十萬大軍還讓他難以忍受。

這是世間難得的真情，是一段真愛的追尋。世上有多少人能像托馬斯這樣不計後果的衝回去？從一個有發展、有遠景的先進世界，衝回一九六八年被俄共挾持了土地與思想的落後故鄉。

果然。當人的心靈真正有愛，真懂得愛的時候，內在不可遏止的、敢於反抗一切的力量就出現了。即使為愛而死，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電影就用「心的力量」，來對照「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當人沒有愛的時候，生命沒有負擔。愛怎麼活怎麼活，愛怎麼玩怎麼玩，完全沒有顧忌，人可以變得比空氣還輕。然而當真愛顯現，為了包容，為了付出，人反而覺得肩起了千斤重擔。但那才是真實人生的開始。生命存在的意義，使生命有了重量、有了重心。我愛，故我在。

不過，托馬斯始終戒不掉女人。對特麗莎而言，這是長在心窩裡的某種潰瘍，隔一陣子就要痛。有一回，她決定也學著背叛。她有如接受托馬斯信仰般的、允許某個陌生的工程師強暴她的身體，藉此體會不忠，為心裡的混亂找出路。但她毫不快樂。

最終，特麗莎也反省了兩人間的愛。當愛犬病危時，她感慨的對托馬斯說：「我被迫去愛我媽媽，但我沒有被迫來愛這隻狗。你知道嗎？也許我愛牠更甚於愛你。不是量比較大，而是方式比較好。因為我不忌妒牠、我不希望牠與眾不同、我也不指望牠有任何回報。」

生命無法逆轉、無法假設。當初特麗莎如果不回布拉格，而是在日內瓦耐心的找工作，後來兩人的遭遇會不會好些？如果，托馬斯偶然間徹底改了他看待性的調調。或是托馬斯沒有回去找特麗莎，而是男女各自嫁娶，等二十年後柏林圍牆倒塌時再因緣重逢，那又是什麼滋味？這些，不會有人知道答案，連上帝也不知道。因為人生只有一回，無法把可能的狀況都活過一次之後再選。人只能當下作判斷，起手無回。不過，托馬斯顯然沒有後悔。雖然他被迫作不成醫生，連洗窗工人都作不成，但他是開心的。生命的最後一幕，他輕鬆的駕著卡車，特麗莎依偎吻了他。她問：「你在想什麼？」托馬斯悠悠的說：「我在想，我是多麼的快樂。」

抉擇，不後悔，然後享受了愛。

托馬斯從來沒有說：「都是被妳這掃把星害的，為了妳，我的前途全毀了。」特麗莎也沒有說：「你活該，這是姦夫淫婦的活報應、現世報。你走啊，我沒有叫你回來，是你自己要回來的，不必賴到我頭上。有本事你現在就走，走了我耳根子清靜。」然後兩人從此分房而居，或是一巴掌打過來大家扭成一團。他們之間，不是這種台灣習見的八點檔劇情。這份愛也許不夠完美，彼此相絆、彼此背叛、彼此誤解，但彼此都珍惜。

再拿薩賓娜來對照，托馬斯這個人的形象就更清楚了。他倆原先都是不肯對任何人、作出任何承諾的人。薩賓娜笑托馬斯害怕女人，其實她也同樣害怕男人。所以當弗蘭茨下定決心、離開了妻子、前來與她廝守時，她流下了感動的眼淚，緊緊抱住他。她還曾對托馬斯說，弗蘭茨是她所遇過最好的男人。然而，她最終退縮了，而且是無聲無息不知所蹤的消失。因為弗蘭茨作出承諾，但她作不出。他的愛使她感到沉重，而她不要沉重。這和托馬斯恰恰相反。有句諺語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對薩賓娜而言是如此，但對托馬斯來說，自由卻遠不如一份關鍵的愛。他寧可置身白色恐怖中，寧可忍受各種外在加諸的限制，但他不願意丟失對特麗莎的愛。

這部電影的主線講「真愛」，副線講「媚俗」。

俄共控制政局之後，力量開始透過整個政府組織向社會各階層滲透。他們把一個個異議份子鉅細靡遺的揪出來，雖然沒有像中國大陸同時間進行的文革那樣把這些人鬥垮鬥臭，卻是恩威並濟的讓這些人徹底軟弱下去。從人情、利益、色誘，多管齊下。抓住把柄，讓人乖乖聽話，永遠抬不起頭來。這對生活在今天的台灣，經歷了國民黨與民進黨統治時代的人應該不陌生。統治者一坐穩江山，凡居社會要津者都必須表態，必須調整自己言論，必須明示或暗示的向權力者輸誠，表達「我是你的人馬、你是我的主子」以換取存活空間與「麻雀變鳳凰」的恩賞。

電影透過了「媚俗」這個角度，指出專制政治的體制下人們性格的扭曲。托馬斯回國之後，來勸他向當局簽署自白書認錯的人，正是過去一起在酒吧裡批駁時政、鼓勵他把意見發表出來的主任。坐在列寧與俄共總書記的玉照前，主任如今顯得慈眉善目而一臉無辜，他是這樣微婉解釋的：「我真的不喜歡這樣作，也不應該非來勸你不可。別誤會，這可不是公開聲明書。他們只是一群龜毛的官僚，而且也答應我不會把你簽字的文件洩漏出去。我需要你，希望能留住你。你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民族救星。你是醫生、科學家。你以前寫的文章對你哪有什麼重要性呢？」托馬斯不假辭色，當面就澆了他一桶冷水：「沒有比這個更不重要的。」

自白書不重要嗎？當然重要，這是兵家必爭之地。當局知道，托馬斯知道，主任也心知肚明。一只區區的自白書，是當局檢驗忠誠度的試紙，也是插在自白者人格上的凱旋國旗。這就像在薄冰的湖面上只要能狠狠的踩出一道裂痕，其他就不攻自破了。托馬斯意識到，醫院裡的同事可能大半都已簽了這類文件。他們迫於壓力，不得不向當局屈服。本來嘛，人在屋簷下誰能不低頭，一張紙又算得了什麼？但此刻托馬斯的出現，就像遺落的良心與羞恥突然閃現。他們竊竊觀望，想知道托馬斯會不會成為自己人。他簽，罪惡感就解除了。他不簽，將來見面得保持距離，提防惹禍上身。托馬斯最後是拒絕了，像拒絕「和作愛後的女人過夜」一樣，他不肯作出任何違反心意的行為。當然，他付出了別人不敢付的代價。

電影就從這裡來闡明，俄共對整個社會所造成的最大傷害，並非共產主義本身，而是共黨統治下扭曲掉的人心。它教會群眾掩藏真心、虛偽的苟活。它教會群眾一起諂媚、一起鄉愿、一起合理化自己的懦弱，一起讓良心的愧疚在「別人也是這樣」的集體意識中分擔、消減。這就是托馬斯所說的：「懦弱，慢慢變成了生活的規範。」而人的思考能力，也就像棄而不用的肌肉組織，漸漸萎縮、退化。於是，當某一天共黨離去時，已經不能思考的群眾怎麼走向未來？他們只能等待下一批懂得操作「媚俗」的「媚俗者」的支配。這不像極了今天的台灣？以前用戒嚴和高壓，現在用口號和夢想。最暗的黑和最亮的光，同樣讓人看不見。坦克封了嘴巴，而媚俗封了眼睛。

這不折不扣是個悲劇故事。一個對人生有堅持的人，卻被逼向死路，逃不走，躲不掉。然而，托馬斯清楚自己，對自己要的東西有覺醒，因而他敢於愛、敢於惡。這就是以前人說「仁者，愛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的道理。在愛中，他選擇承擔。在畸形的社會中，他選擇保有自己一丁點的獨立性。雖然他因此失去了一切，承受了所有的束縛，但他的心靈卻走向了最大的自由。原來，自由的反面是媚俗，自由的反面是逃避。

【影片資料】

英文片名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出品年代

1988年

導演

飛利浦‧考夫曼(Philip Kaufman)

原著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劇本

瓊‧克勞德‧卡里爾(Jean-Claude Carrière)

飛利浦‧考夫曼(Philip Kauf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