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管李登輝昨天在日本的國會議員會館以《台灣的典範轉移》為題發表演講。有二、三百個國會眾議員到場聆聽。
演講題目《台灣的典範轉移》定得不錯。「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一詞是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1922－1996）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書中的使用的核心概念，指的就是舊的典範（體系、架構）被顛覆，由新的典範取代的大變革或革命。
李登輝的「台灣的典範轉移」講台灣政治發展的兩項議題，一項是台灣的民主化，一項是「台灣主體性」的建立。所謂民主化，容易懂，就是從兩蔣時代的威權轉為民主。這是關於台灣內部的民權問題。至於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建立」是什麼碗糕呢？依李登輝的說法，指「將外來政權轉為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可見這是關於台灣對外的法律地位的問題。
所謂「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其實就是「台獨」。李登輝扭扭捏捏地說「台灣的主體性」的建立，是他自己自我設限，還是應日本方面的的要求辦理，不得而知。無論如何，由李登輝把「台獨」說成「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可見台獨還是一種禁忌，它的污名還沒去除。
李登輝說，為了擺脫「一個中國」，建立「台灣的主體性」，政府於1991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1998年修憲凍結台灣省，他自己於1999年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之論。他完成「台灣的主體性」的建立了嗎？他沒有明講。
我想他如果真正了解什麼是「台灣的主體性」（台獨），應該不敢說台灣的主體性」在他任內已經完成了。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和修憲凍結台灣省，不影響台灣對外的法律地位。他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之論也是個人的意見，就算政策，也沒有落實。
「台灣的主體性」（台獨）要如何落實？簡單地說，就是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架構。台灣是領土包含兩岸的中華民國的一省。本來「中華民國憲法」沒有「台灣省」三字。李登輝執政時，1991年制訂的憲法增修條文時，將「台灣省」三字明訂於第3條。該條文是關於監察委員間接選舉的事項，已經廢止。但2000年修訂的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又明訂「台灣省」三字，說台灣省政府的功能、業務與組織的調整，得以法律特別規定。可見憲法是一中架構。憲法的一中架構沒有廢除，台灣就一直處在事實上（de facto）獨立，法理上（de jure）屬於中國的狀態，沒有主體性可言。
李登輝說：「我擔任總管的十二年間，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但我認為，在台灣內部的民主化方面，李登輝是被民間的民主運動浪潮拉著走，不是很主動。民主化有所成就，也不全是他的功勞。至於「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台獨）方面，李登輝更是被動，甚至反動。1996年他普選連任，大權在握之後，對「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台獨）也還是畏首畏尾，三推四阻，不時發表反對台獨言論。憲法的一中架構迄今不動如山。李登輝即使心存善念，也是為德不卒，不算典範。他現在吹噓自己的豐功偉績，我看聽聽就好，不可盡信。
李登輝說：「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哇！精神可嘉的老先生！和史明一樣，又一個「永遠的革命者」在從事「革命進行式」嗎？「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是要廢除憲法的一中架構嗎？沒說清楚。看看現在的政客，包括李登輝自己，都只顧選舉，絕口不提廢除憲法的一中架構。「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台獨）可說渺渺茫茫。李登輝說要把餘生獻給台灣，我看也是聽聽就好，不必因此感動流涕。
● 相關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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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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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2015-07-22 19:43
〔駐日特派員張茂森／東京22日報導〕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今天下午3點在日本國會眾議員第一會館大會議廳，對著近300位超黨派國會議員演講指出，在他的時代，台灣成為亞洲轉型民主國家的代表，但是這個台灣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出現瓶頸，必須立刻進行包括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卸任總統後第七次訪問日本的李登輝今天以「台灣的典範轉移」為題發表演講，有286位超黨派國會議員和176位議員秘書出席聆聽，此為第一位在國會議員會館演講的台灣政治家。……
在閉門提問時間內，日本議員問李登輝「日本人目前還缺欠什麼東西」，李回答，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放諸四海而皆準，其中最重要的是裡面的「誠實」與「自然」，如果持保持下去，他相信日本「可以領導世界」。
邀請李登輝演講到國會演講的日台年青國會議員聯盟發起，發起人包括日本內閣副首相麻生太郎、文科大省臣下村博文、自民黨總裁補佐官萩生田光一、前外務省副大臣岸信夫等超黨派重量級議員等四十人，台灣團結聯盟秘書長林志嘉立委賴振昌、周倪安等人到場聽講。
前總統李登輝日本國會演講全文：
台灣的典範轉移
2015年7月22日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