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我跟余陳月瑛有一面之緣

傅雲欽  2014.05.26

▲ 余陳月瑛生平大事記
(圖:時報

高雄縣長余陳月瑛今天病逝,享年89歲。中央社在今天的新聞中提到「余登發余瑞言父子被指涉叛亂罪時,余陳月瑛奔走,全力救援」等語,讓我想到35年前我跟余陳月瑛有一面之緣的事。

那個一面之緣發生在1979年,也就是美麗島事件發生的那一年。那時我在老律師張德銘(美麗島事件後當過立法委員、台北市議員,陳水扁時代當過監察委員)的法律事所當助理。張德銘於1977年為中壢事件的邱奕彬辯護而成為全台知名的人權律師兼「黨外」政治人物,難免捲入反對運動的浪潮之中。我在中壢事件及其後的相關法律案終結之後,才到張德銘那邊上班。

我在張德銘的法律事所見到余陳月瑛,他那時是台灣省議會議員。她來找張德銘不是因為美麗島事件(那時美麗島事件還沒發生),而是為了上述所謂的「余登發、余瑞言父子叛亂案」。余登發是余陳月瑛的公公,余瑞言是她的丈夫。余登發是高雄地區的「黨外」政治角頭,是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在1979年年初和他的兒子余瑞言一起被抓。

余登發父子被抓之後,余陳月瑛來張德銘的事務所商討法律救援的事。她愁容滿面,訴說國民黨的無法無天。那時她54歲,我26歲。她來事務所找張德銘時,我只是旁觀者,她當然不會記得我。但見到她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台灣的反對運動,因此我印象深刻。除了法庭鬥爭,「黨外」人士更發動政治抗爭,包括第一次反對陣營的示威遊行「橋頭示威」。余登發父子因此免於像以前的政治犯被軍法匆匆審判,迅速判處死刑的命運,「只」判8年有期徒刑(但第二年就保外就醫)

余登發家族從事的反對運動是因地方派系恩怨,當局處置不公所引發。他們家族爭取的是自己家族的政治權益,說好聽一點是爭取台灣的民主,跟台獨運動扯不上邊。余登發本身是大中國主義者,1947年曾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台灣省選出的代表(其他還有連震東李萬居黃國書張七郎等,共18人),參與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大會。他不知台獨為何物。我記得民進黨成立前後,有綠營人士主張台獨,年已八旬的他還大表不滿,他主張兩岸一中,將來要統一。1988年余登發死前的一年還擔任「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這個老翻顛!

余登發家族傳到第三代余政憲。他雖在陳水扁時代當了高官,但也涉入弊案,身敗名裂。這個家族因台灣的民主開放而腐化,而沒落。但豈止是余登發家族如此!其他的吃到體制甜頭的「黨外」反對運動者何嘗不然?

台灣的反對運動真膚淺啊!台灣的反對運動原應由民主運動進展到台獨運動,脫中建國才對。但台灣的反對運動者沒幾個有遠見的。國民黨外來政權丟幾根雞骨頭給台灣人民搶,大家就安於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心滿意足,樂不思「獨」。台獨運動被這些「政治瓶塞」塞住而停滯不前,也趨於沒落。

現在余登發家族第二代的長老余陳月瑛死了。舊的台獨「瓶塞」凋萎了。但新一代的台獨「瓶塞」早已成型就位,忙於選舉,搶食現在的體制內政治大餅,應該沒有多少人記得余陳月瑛這一號人物了。

台灣內部的統派在朝執政,勢力仍舊龐大。對岸北京的「以經促統」的動作也越來越多,台灣經濟依賴對岸的程度也越來越深,不可自拔。大中國勢力步步進逼,台灣面臨存亡危急之秋。但民進黨仍然不推動法理台獨,整天只想如何贏得選舉,以便混入體制吃香喝辣。台灣的獨派也仍然不知長進,繼續跟著民進黨及其他綠營投機政客如柯文哲之流,搖旗吶喊,不知台灣即將成為香港第二。

只知民主,不知台獨,只知反國民黨,不知獨立建國,余登發家族如此,整個綠營也是如此。台灣人民當外來政權的奴才可能持續下去,沒完沒了,要真正「出頭天,作主人」,似乎越來越渺茫。這是我聽到余陳月瑛亡故的感想。

● 相關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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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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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14/05/26  10:38

(中央社記者王淑芬高雄26日電)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25日晚上辭世,享壽90歲,今天上午由子女送回橋頭老家暫厝。家屬指出,余陳月瑛身體不適已進出醫院多次,昨晚病逝高雄長庚醫院,余陳月瑛由長子余政憲等人隨侍送返橋頭老家。

余陳月瑛嫁給余瑞言,進入余家,她的幹練受到公公余登發賞識,家族先推出余陳月瑛參選台灣省議員,開啟了她的政治生涯,此後她延續余家的政治香火,多次連任省議員。余陳月瑛奠定了她的政治地位後,影響力很大,在余登發、余瑞言父子被指涉叛亂罪時,余陳月瑛奔走,全力救援。

當人脈與政治影響力深植基層後,余陳月瑛在1981年參選高雄縣長,以些微差距敗北輸給國民黨參選人蔡明耀,後來當選增額立法委員,4年後再和蔡明耀競選縣長勝出,也曾代表民進黨參選高雄縣長,成為綠營在高雄縣的重要指標人物,也奠定余政憲參選高雄縣長的基石。

雖然余陳月瑛的政治之路有些許顛簸,不過家族事業也兼顧得到,她創辦了高苑工專,即是現在的高苑科技大學,後來在民進黨執政時也曾獲聘為總統府資政。

新頭殼newtalk  2014.05.26  金名/高雄報導

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因罹患肝腫瘤、洗腎導致身體其他臟器機能虛弱而陷入昏迷,昨 (25)晚病逝於高雄長庚醫院,享壽90

高雄余家叱吒政壇一甲子,在台灣地方政治發展史中,恐無人能出其右,余家的興起也見證了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歷程,而被高雄縣視為「媽祖婆」的余陳月瑛,在民主運動及地方政治勢力抬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余陳月瑛是余登發的長媳,長榮中學畢業後即嫁給余瑞言,由於持家幹練而受到余登發的賞識。1963年的台灣省議員選舉中,余登發以「不能讓國民黨提名的女性候選人以婦女保障名額輕鬆當選」為由,要求余陳月瑛參選台灣省議員;余陳月瑛在選舉登記前3天披掛上陣,最後以第1高票當選台灣省議員。

此後,余陳月瑛連戰皆捷,1967197119751980年也都順利連任省議員。不過1981年參選高雄縣長,則以3000票的差距敗給國民黨提名的蔡明耀1982年余陳月瑛當選增額立法委員,1985年再度參選縣長,並再度與蔡明耀同台角逐,余陳月瑛終以30,000票的差距加倍討回,擊派蔡明耀。

4年後,即1989年首度代表民進黨角逐高雄縣長,並順利連任,自此「余家班」從「民主先驅」余登發後,在余陳月瑛手中達到巔峰,余家第3代余政憲、余政道余玲雅紛紛投入政壇,而余家3代中,有7人從政,4人曾任縣長,4人曾任立委,2人曾任省議員,1人曾任台灣省諮議長;2人入閣,1人曾任內政部長、1人曾任研考會副主委。

由於余陳月瑛在高雄縣長任內,創辦了高苑工專,即目前的高苑科技大學,但因被控與長女余玲雅掏空校產。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後,余陳月瑛出任總統府資政,因捲入新瑞都弊案遭求刑3年,2003年余陳月瑛請辭總統府資政。

此後即傳出余陳月瑛飽受病痛折磨,「余家班」在政治發展也出現轉折,余政憲內政部長下台後,6年前競選立委失利、余政道經由協調退出立委選舉後,淡出政壇,「余家班」主掌的高雄縣黑派也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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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禎祥
新台灣新聞周刊  610  2007/11/29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景美軍法看守所。一位五十四歲的中年男子吳泰安穿好西裝,擦好皮鞋,跟著獄卒走出牢房大門。他神色自若,認為即將恢復自由了;不僅恢復自由,而且調查局有一個課長的職缺正在等他。然而他失算了,囚車沒有載他前往調查局,而是直接開赴刑場。臨刑前,他才恍然大悟那句籤詩「蜻蜓飛入蜘蛛網」的意思。但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他最後的遺言是「我很對不起余老先生」,並請執刑的憲兵把他最深的愧意轉告給前高雄縣長余登發,他也鋃鐺入獄。

上段是根據二○○四年發表的《台灣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余玲雅諮議長回憶錄》中,立委王幸男的口述內容「重建」吳泰安案的最後一幕。該案是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之後、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前,台灣最大的政治案件,甚至可說是美麗島事件的遠因。王幸男即認為,本案引起余登發案,余登發案引起許信良案(橋頭事件),許信良案引起美麗島案,美麗島案又引起台灣政治的大變化,所以它是一個引爆點。

根據官方檔案和王幸男(在獄中與吳案被告同房,有許多第一手見聞)的口述來看,吳泰安案大致可分為「加工前」和「加工後」兩階段。前者要從一九七八年三月講起,當時有關單位查獲上千件從國外寄來的「告台灣同胞書」,上面署名「台灣自由民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吳泰安」,內容呼籲台灣人要奮勇抗暴,準備革命,並印有藍、紅、綠的三色國旗。六月二十三日起,署名同上的四千多張宣傳單出現在北、中、南部各地。當時正值台美斷交前夕的敏感時間點,當局迅即成立「六二三專案」展開偵辦,不久就查出吳泰安的身分。

吳泰安,本名吳春發,彰化人,國小畢業,識字不多,卻自設神壇為人卜卦,屬於神棍之流。後來犯了詐欺罪,成了經濟通緝犯,逃亡日本(改名吉田勇)、阿根廷,並認識中國駐外人員。這位「老千」可能遇到更厲害的「老千」吧,經過一番統戰,遂有革命之志。除了按照台灣電話簿的姓名地址,從日本寄「告台灣同胞書」回國外,更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從與那國島偷渡回台活動。

根據一位被吳泰安的如簧之舌打動而參加「革命」的旅日台僑林榮曉在獄中向王幸男透漏,林榮曉曾問吳泰安,革命之事可否抽個籤?結果抽到五十八號籤,內容是「一隻蜻蜓飛入蜘蛛網」。林榮曉心裡想必毛毛的,吳泰安卻安慰他:「蜻蜓就是蔣經國。」

吳泰安回台後,就去找他的舊識推銷「革命」。他曾在台東海山寺的門口擺算命攤子,因而認識該寺住持釋修和(俗名李榮和)。根據官方檔案,吳泰安說服李榮和加入革命,李榮和並引介一些人加入,吳泰安在開會時大封官爵:李榮和為「台灣自由民國副主席」、莊勳為「陸軍副總司令暫兼總司令」、陳文雄為「東部最高指揮司令」、黃宗禮為「南部地區作戰司令」、許金看為「高雄作戰司令官」等等。但這個說法有違常理,殊為可疑,純屬乩童一人的「異想世界」還說得過去,不太可能這麼多正常人都跟他一起「起乩」。

《美麗島》雜誌曾針對吳案實地採訪幾名相關人士,與官方說法差距很大。根據一篇由艾琳達‧許心撰寫的「革命馬戲團的悲哀:吳案中被遺忘的人」,李榮和聽到吳泰安說要革命,就請他不要再來海山寺了。李榮和之所以涉案,是因為吳泰安片面封他軍職,又給他二十三張傳單,被吳供出來。其他有七名涉案人,也是因為和吳泰安見個面、握個手,就莫名奇妙被牽扯進來,他們的軍職都來自吳泰安的供詞。

吳泰安的供詞如果可信,余登發也不會入獄了;這些人很可能和余登發一樣,罪名都是經過設計的;換句話說,這時已進入吳案的「加工後」階段。他們會被加工,可能是要膨脹案情的「嚴重性」;因為和中國駐外人員接觸而回台搞革名的吳泰安,是「匪諜案」的不二人選,必須把案子做大,才可以用來咬余登發。

據王幸男口述,吳泰安案加工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外省青年邵翠華。他曾在警總任職,因為犯案被關,在軍法看守所扮演「傳遞人」的角色,替警總傳條子給吳泰安,每次吳泰安出庭應訊,拿紙條出來講,就是透過他傳達的。吳泰安照條子的指示緊咬余登發不放,據說他事先得到交代,「他會判死刑,但是不要怕,因為這是判給社會看的;三個月後就會放他出來,並在調查局給他一個課長當。」王幸男說:「這個案子的過程就是有人一直都在騙他。」最後失去利用價值的吳泰安自責「對不起余登發」的遺言,就是邵翠華傳紙條告訴王幸男的。

「吳泰安案」如何過渡到「余登發案」?主要來自官方宣稱的吳泰安三訪八卦寮余宅,第三度得晤余登發時,余登發表示台灣應先用「和平包圍」,待時機成熟再由中共解放。對吳泰安的行動,則說「要做你就去做,我到時再看」,於是余登發被扣上「知匪不舉」的罪名。

但根據《台灣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余陳月瑛訪談錄》(二○○一,台灣省諮議會),余陳則有完全不一樣的回憶內容。第一次吳泰安來到漁塭,剛好余陳的丈夫余瑞言在巡魚塭,吳問這裡是不是余登發的魚塭?他說:「對,不過他不在。」過了幾天,吳來到八卦寮,交給余瑞言一張紙,說要請余登發做「統一司令」。這兩次余登發都不在。第三次吳又來訪,還帶了兩個人,余陳回憶說:「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兩個人可能是有關單位安排好的證人,其中一個是我『家官』(公公)以前當縣長的秘書,另一個什麼名字我忘記了。他也跟我家官講,說要派他當什麼司令。我家官那時候就『你走走走!』把吳泰安趕走。」

從余陳的口述來看,吳泰安三訪余登發,很可能是「有關單位」設計好的戲碼,由吳泰安配合演出。會選中余登發,一方面是地緣關係(吳回國後住高雄),一方面坐實台獨、黨外、共匪「三合一敵人」的抹黑理論,這是當時官方宣傳的主策略。王幸男認為,這個案子背後,涉及一個層級相當高的專案小組,包括警總和調查局的人;調查局辦案,應該是警總的人在操控。

余登發父子在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一日(隔天即發生橋頭事件)被拘提到案,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判決。可憐的余登發,以七十六歲高齡(可能是白色恐怖中,入獄服刑最高齡的紀錄)坐著輪椅出庭應訊(姚嘉文擔任辯護律師),血壓起伏不定;他的兒子余瑞言則有肥胖症和疑似狹心症的情況,心臟和血壓都不正常。這兩個為老、病所苦的人,分別被判八年和兩年徒刑。一個從未謀面的神棍來他們家做了三次表演,就足以把他們定罪下獄,真是匪夷所思的奇案;但在當時,那卻是黨外人士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