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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陳月瑛生平大事記
（圖：中國時報）
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今天病逝，享年89歲。中央社在今天的新聞中提到「余登發、余瑞言父子被指涉叛亂罪時，余陳月瑛奔走，全力救援」等語，讓我想到35年前我跟余陳月瑛有一面之緣的事。
那個一面之緣發生在1979年，也就是美麗島事件發生的那一年。那時我在老律師張德銘（美麗島事件後當過立法委員、台北市議員，陳水扁時代當過監察委員）的法律事所當助理。張德銘於1977年為中壢事件的邱奕彬辯護而成為全台知名的人權律師兼「黨外」政治人物，難免捲入反對運動的浪潮之中。我在中壢事件及其後的相關法律案終結之後，才到張德銘那邊上班。
我在張德銘的法律事所見到余陳月瑛，他那時是台灣省議會議員。她來找張德銘不是因為美麗島事件（那時美麗島事件還沒發生），而是為了上述所謂的「余登發、余瑞言父子叛亂案」。余登發是余陳月瑛的公公，余瑞言是她的丈夫。余登發是高雄地區的「黨外」政治角頭，是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在1979年年初和他的兒子余瑞言一起被抓。
余登發父子被抓之後，余陳月瑛來張德銘的事務所商討法律救援的事。她愁容滿面，訴說國民黨的無法無天。那時她54歲，我26歲。她來事務所找張德銘時，我只是旁觀者，她當然不會記得我。但見到她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台灣的反對運動，因此我印象深刻。除了法庭鬥爭，「黨外」人士更發動政治抗爭，包括第一次反對陣營的示威遊行「橋頭示威」。余登發父子因此免於像以前的政治犯被軍法匆匆審判，迅速判處死刑的命運，「只」判8年有期徒刑（但第二年就保外就醫）。
余登發家族從事的反對運動是因地方派系恩怨，當局處置不公所引發。他們家族爭取的是自己家族的政治權益，說好聽一點是爭取台灣的民主，跟台獨運動扯不上邊。余登發本身是大中國主義者，1947年曾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台灣省選出的代表（其他還有連震東、李萬居、黃國書、張七郎等，共18人），參與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大會。他不知台獨為何物。我記得民進黨成立前後，有綠營人士主張台獨，年已八旬的他還大表不滿，他主張兩岸一中，將來要統一。1988年余登發死前的一年還擔任「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這個老翻顛！
余登發家族傳到第三代余政憲。他雖在陳水扁時代當了高官，但也涉入弊案，身敗名裂。這個家族因台灣的民主開放而腐化，而沒落。但豈止是余登發家族如此！其他的吃到體制甜頭的「黨外」反對運動者何嘗不然？
台灣的反對運動真膚淺啊！台灣的反對運動原應由民主運動進展到台獨運動，脫中建國才對。但台灣的反對運動者沒幾個有遠見的。國民黨外來政權丟幾根雞骨頭給台灣人民搶，大家就安於偏安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心滿意足，樂不思「獨」。台獨運動被這些「政治瓶塞」塞住而停滯不前，也趨於沒落。
現在余登發家族第二代的長老余陳月瑛死了。舊的台獨「瓶塞」凋萎了。但新一代的台獨「瓶塞」早已成型就位，忙於選舉，搶食現在的體制內政治大餅，應該沒有多少人記得余陳月瑛這一號人物了。
台灣內部的統派在朝執政，勢力仍舊龐大。對岸北京的「以經促統」的動作也越來越多，台灣經濟依賴對岸的程度也越來越深，不可自拔。大中國勢力步步進逼，台灣面臨存亡危急之秋。但民進黨仍然不推動法理台獨，整天只想如何贏得選舉，以便混入體制吃香喝辣。台灣的獨派也仍然不知長進，繼續跟著民進黨及其他綠營投機政客如柯文哲之流，搖旗吶喊，不知台灣即將成為香港第二。
只知民主，不知台獨，只知反國民黨，不知獨立建國，余登發家族如此，整個綠營也是如此。台灣人民當外來政權的奴才可能持續下去，沒完沒了，要真正「出頭天，作主人」，似乎越來越渺茫。這是我聽到余陳月瑛亡故的感想。
參考資料
中央社
2014/05/26 10:38
余陳月瑛嫁給余瑞言，進入余家，她的幹練受到公公余登發賞識，家族先推出余陳月瑛參選台灣省議員，開啟了她的政治生涯，此後她延續余家的政治香火，多次連任省議員。余陳月瑛奠定了她的政治地位後，影響力很大，在余登發、余瑞言父子被指涉叛亂罪時，余陳月瑛奔走，全力救援。
當人脈與政治影響力深植基層後，余陳月瑛在1981年參選高雄縣長，以些微差距敗北輸給國民黨參選人蔡明耀，後來當選增額立法委員，4年後再和蔡明耀競選縣長勝出，也曾代表民進黨參選高雄縣長，成為綠營在高雄縣的重要指標人物，也奠定余政憲參選高雄縣長的基石。
雖然余陳月瑛的政治之路有些許顛簸，不過家族事業也兼顧得到，她創辦了高苑工專，即是現在的高苑科技大學，後來在民進黨執政時也曾獲聘為總統府資政。
新頭殼newtalk 2014.05.26 金名/高雄報導
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因罹患肝腫瘤、洗腎導致身體其他臟器機能虛弱而陷入昏迷，昨 (25)晚病逝於高雄長庚醫院，享壽90。
高雄余家叱吒政壇一甲子，在台灣地方政治發展史中，恐無人能出其右，余家的興起也見證了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歷程，而被高雄縣視為「媽祖婆」的余陳月瑛，在民主運動及地方政治勢力抬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余陳月瑛是余登發的長媳，長榮中學畢業後即嫁給余瑞言，由於持家幹練而受到余登發的賞識。1963年的台灣省議員選舉中，余登發以「不能讓國民黨提名的女性候選人以婦女保障名額輕鬆當選」為由，要求余陳月瑛參選台灣省議員；余陳月瑛在選舉登記前3天披掛上陣，最後以第1高票當選台灣省議員。
此後，余陳月瑛連戰皆捷，1967、1971、1975及1980年也都順利連任省議員。不過1981年參選高雄縣長，則以3000票的差距敗給國民黨提名的蔡明耀；1982年余陳月瑛當選增額立法委員，1985年再度參選縣長，並再度與蔡明耀同台角逐，余陳月瑛終以30,000票的差距加倍討回，擊派蔡明耀。
4年後，即1989年首度代表民進黨角逐高雄縣長，並順利連任，自此「余家班」從「民主先驅」余登發後，在余陳月瑛手中達到巔峰，余家第3代余政憲、余政道、余玲雅紛紛投入政壇，而余家3代中，有7人從政，4人曾任縣長，4人曾任立委，2人曾任省議員，1人曾任台灣省諮議長；2人入閣，1人曾任內政部長、1人曾任研考會副主委。
由於余陳月瑛在高雄縣長任內，創辦了高苑工專，即目前的高苑科技大學，但因被控與長女余玲雅掏空校產。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後，余陳月瑛出任總統府資政，因捲入新瑞都弊案遭求刑3年，2003年余陳月瑛請辭總統府資政。
此後即傳出余陳月瑛飽受病痛折磨，「余家班」在政治發展也出現轉折，余政憲內政部長下台後，6年前競選立委失利、余政道經由協調退出立委選舉後，淡出政壇，「余家班」主掌的高雄縣黑派也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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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禎祥
新台灣新聞周刊 第610期 2007/11/29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景美軍法看守所。一位五十四歲的中年男子吳泰安穿好西裝，擦好皮鞋，跟著獄卒走出牢房大門。他神色自若，認為即將恢復自由了；不僅恢復自由，而且調查局有一個課長的職缺正在等他。然而他失算了，囚車沒有載他前往調查局，而是直接開赴刑場。臨刑前，他才恍然大悟那句籤詩「蜻蜓飛入蜘蛛網」的意思。但後悔已經來不及了，他最後的遺言是「我很對不起余老先生」，並請執刑的憲兵把他最深的愧意轉告給前高雄縣長余登發，他也鋃鐺入獄。
上段是根據二○○四年發表的《台灣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余玲雅諮議長回憶錄》中，立委王幸男的口述內容「重建」吳泰安案的最後一幕。該案是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之後、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之前，台灣最大的政治案件，甚至可說是美麗島事件的遠因。王幸男即認為，本案引起余登發案，余登發案引起許信良案（橋頭事件），許信良案引起美麗島案，美麗島案又引起台灣政治的大變化，所以它是一個引爆點。
根據官方檔案和王幸男（在獄中與吳案被告同房，有許多第一手見聞）的口述來看，吳泰安案大致可分為「加工前」和「加工後」兩階段。前者要從一九七八年三月講起，當時有關單位查獲上千件從國外寄來的「告台灣同胞書」，上面署名「台灣自由民國革命委員會主席吳泰安」，內容呼籲台灣人要奮勇抗暴，準備革命，並印有藍、紅、綠的三色國旗。六月二十三日起，署名同上的四千多張宣傳單出現在北、中、南部各地。當時正值台美斷交前夕的敏感時間點，當局迅即成立「六二三專案」展開偵辦，不久就查出吳泰安的身分。
吳泰安，本名吳春發，彰化人，國小畢業，識字不多，卻自設神壇為人卜卦，屬於神棍之流。後來犯了詐欺罪，成了經濟通緝犯，逃亡日本（改名吉田勇）、阿根廷，並認識中國駐外人員。這位「老千」可能遇到更厲害的「老千」吧，經過一番統戰，遂有革命之志。除了按照台灣電話簿的姓名地址，從日本寄「告台灣同胞書」回國外，更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從與那國島偷渡回台活動。
根據一位被吳泰安的如簧之舌打動而參加「革命」的旅日台僑林榮曉在獄中向王幸男透漏，林榮曉曾問吳泰安，革命之事可否抽個籤？結果抽到五十八號籤，內容是「一隻蜻蜓飛入蜘蛛網」。林榮曉心裡想必毛毛的，吳泰安卻安慰他：「蜻蜓就是蔣經國。」
吳泰安回台後，就去找他的舊識推銷「革命」。他曾在台東海山寺的門口擺算命攤子，因而認識該寺住持釋修和（俗名李榮和）。根據官方檔案，吳泰安說服李榮和加入革命，李榮和並引介一些人加入，吳泰安在開會時大封官爵：李榮和為「台灣自由民國副主席」、莊勳為「陸軍副總司令暫兼總司令」、陳文雄為「東部最高指揮司令」、黃宗禮為「南部地區作戰司令」、許金看為「高雄作戰司令官」等等。但這個說法有違常理，殊為可疑，純屬乩童一人的「異想世界」還說得過去，不太可能這麼多正常人都跟他一起「起乩」。
《美麗島》雜誌曾針對吳案實地採訪幾名相關人士，與官方說法差距很大。根據一篇由艾琳達‧許心撰寫的「革命馬戲團的悲哀：吳案中被遺忘的人」，李榮和聽到吳泰安說要革命，就請他不要再來海山寺了。李榮和之所以涉案，是因為吳泰安片面封他軍職，又給他二十三張傳單，被吳供出來。其他有七名涉案人，也是因為和吳泰安見個面、握個手，就莫名奇妙被牽扯進來，他們的軍職都來自吳泰安的供詞。
吳泰安的供詞如果可信，余登發也不會入獄了；這些人很可能和余登發一樣，罪名都是經過設計的；換句話說，這時已進入吳案的「加工後」階段。他們會被加工，可能是要膨脹案情的「嚴重性」；因為和中國駐外人員接觸而回台搞革名的吳泰安，是「匪諜案」的不二人選，必須把案子做大，才可以用來咬余登發。
據王幸男口述，吳泰安案加工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外省青年邵翠華。他曾在警總任職，因為犯案被關，在軍法看守所扮演「傳遞人」的角色，替警總傳條子給吳泰安，每次吳泰安出庭應訊，拿紙條出來講，就是透過他傳達的。吳泰安照條子的指示緊咬余登發不放，據說他事先得到交代，「他會判死刑，但是不要怕，因為這是判給社會看的；三個月後就會放他出來，並在調查局給他一個課長當。」王幸男說：「這個案子的過程就是有人一直都在騙他。」最後失去利用價值的吳泰安自責「對不起余登發」的遺言，就是邵翠華傳紙條告訴王幸男的。
「吳泰安案」如何過渡到「余登發案」？主要來自官方宣稱的吳泰安三訪八卦寮余宅，第三度得晤余登發時，余登發表示台灣應先用「和平包圍」，待時機成熟再由中共解放。對吳泰安的行動，則說「要做你就去做，我到時再看」，於是余登發被扣上「知匪不舉」的罪名。
但根據《台灣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余陳月瑛訪談錄》（二○○一，台灣省諮議會），余陳則有完全不一樣的回憶內容。第一次吳泰安來到漁塭，剛好余陳的丈夫余瑞言在巡魚塭，吳問這裡是不是余登發的魚塭？他說：「對，不過他不在。」過了幾天，吳來到八卦寮，交給余瑞言一張紙，說要請余登發做「統一司令」。這兩次余登發都不在。第三次吳又來訪，還帶了兩個人，余陳回憶說：「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兩個人可能是有關單位安排好的證人，其中一個是我『家官』（公公）以前當縣長的秘書，另一個什麼名字我忘記了。他也跟我家官講，說要派他當什麼司令。我家官那時候就『你走走走！』把吳泰安趕走。」
從余陳的口述來看，吳泰安三訪余登發，很可能是「有關單位」設計好的戲碼，由吳泰安配合演出。會選中余登發，一方面是地緣關係（吳回國後住高雄），一方面坐實台獨、黨外、共匪「三合一敵人」的抹黑理論，這是當時官方宣傳的主策略。王幸男認為，這個案子背後，涉及一個層級相當高的專案小組，包括警總和調查局的人；調查局辦案，應該是警總的人在操控。
余登發父子在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一日（隔天即發生橋頭事件）被拘提到案，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判決。可憐的余登發，以七十六歲高齡（可能是白色恐怖中，入獄服刑最高齡的紀錄）坐著輪椅出庭應訊（姚嘉文擔任辯護律師），血壓起伏不定；他的兒子余瑞言則有肥胖症和疑似狹心症的情況，心臟和血壓都不正常。這兩個為老、病所苦的人，分別被判八年和兩年徒刑。一個從未謀面的神棍來他們家做了三次表演，就足以把他們定罪下獄，真是匪夷所思的奇案；但在當時，那卻是黨外人士的宿命。